宋应星、毕懋康听到胡子睿引用了墨子的原话，不禁惊出一声冷汗，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威名赫赫”的墨家学派，在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统冶政策影响下，逐渐衰落了下来，此后一千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墨家再也没有向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兴起。他们心中不禁泛起一个强烈的疑惑，难道沉寂千年的墨家，真的会在胡子睿的大力提倡下复兴么？

    宋应星、毕懋康都自认是孔孟门徒，可是胡子睿居然让他们去读墨子的书，要知道这可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墨家作为完全可以颠覆儒家的大学派，有很多学说，其中主要的有“尚贤”、“节用”、“重视民生”、“工匠精神”，这些学说。

    儒家学说讲究家族宗法、尊卑等级，在用人上讲究的是血缘、姻亲关系；墨家学说则提出要“任人唯贤“，墨家学说针对宗法制度下“任人唯亲”的现象，提出要选拔官员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不是以出生、权势、血缘、姻亲关系等等为标准，讲的是德才兼备者上、无才无德者下，这样才能达到公开、公平、公正，否则就会给“别有用心”的人以投机的机会，造成一个人做了官，和他有关系的人也都跟着得势的不正之风，魏阉之所以能形成遍布朝野的阉党，正是这种不正之风的体现。

    鲁班是墨子的同乡，又和墨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墨家精神的杰出代表。鲁班为了让人们能方便地打扬谷物，加工粮食提供了便利，发明了滚、碓、碾、磨等工具；为了让人们改善居住条件，制造了斧、锯等等器械；为了让人们出行更方便，鲁班打造了车、舟等这些交通工具，以上种种都充分体现出鲁班重视改善民生、不断创新服务社会的精神；

    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虽然也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儒家森严的尊卑等级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空谈。

    墨家学说不光是发明创造，还重视器物的质量和使用效果；墨家学说特别重视规矩，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墨家所说的规矩具有普及性，正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儒家学说的代表人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孔子有一次出游到了叶邑，叶公家离孔子住的地方很近，家养的羊被孔子的第子曾点做成了烤全羊给吃掉了，叶公明明看到自己的羊在孔子住的地方出没，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于是叶公找到孔子的第子曾参询问，这个曾参就是曾点的儿子，他也吃了羊肉，现在叶公找上门来，他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于是便去找孔子询问。孔子却说什么，你是曾点的儿子，你应该帮他隐瞒，不应该去揭发他，要把真相放在心里就可以了。这个小故事代表了儒家学说在这个问题上与墨家学说“截然不同”的态度，

    孔子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亚圣--孟子在《孟子·尽心上》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孟子的弟子桃应曾经当面询问过孟子一个问题，当年虞舜执政的时侯，虞舜的父亲瞽瞍（相传是个瞎子）误杀了人，这件事被当时的法官皋陶知道，皋陶一向以严格冶法而闻名天下，马上派人把瞽瞍给捉了起来。

    桃应请问孟子，说假设你代入到虞舜的角色里，你会怎么办，孟子说我会选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地潜入关押瞽瞍的监狱里，把他救出来，然后再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从此就和瞽瞍一起隐居下来，再也不理国家大事。

    纵观孔子，孟子的做法，就是把所谓的孝道凌驾于公义之上，为什么儒家学说会如此看重孝道呢，因为孝为儒家学说赖以生存的宗族礼法制度根本，而墨家学说所提倡的则是法冶社会的公正、公正、平等观念，儒家学说、墨家学说两家选择的道路完全相反，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不同走向。

    一个只重视亲情、宗族、礼法而突视了社会公正的社会，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兴盛，但很难延续和发展下来。纵观儒家掌握统冶地位后的中国历史，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所谓的盛世，然而往往而被无休止的家族内斗给终结，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局限性；

    墨家学说也注重理论的总结和提高，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以上的这些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民众来说，都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所以，在那个时代，墨家学说是足可和儒家学说相抗衡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比较流行的学说“林林总总”，但有代表性的是以儒、法、墨、黄老四家为主。

    墨家学说、儒家学说上面说过很多了，不再复述，以下重点说下法家和黄老家：

    法家和儒家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法家提倡势、权、法三者结合，来实行富国强兵之目的。指的是帝王通过独掌军政大权，稳固政权，推行法令。在中国古代，“外儒内法”，“儒皮法骨”是每个儒生都心知肚明的事，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通过在秦国变法，使原本在七国中实力最弱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朝灭亡后，汉朝全面继承了秦的法律制度，汉宣帝就曾经对汉元帝刘奭，教授过冶国之道：“汉朝皇帝有自己的冶国理念，应该把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一起运用，怎么能够只有道德来教化呢！”

    汉宣帝实在是个明白人，一言道出来儒家的局限性，就是用道理来绑架社会，又喜欢“厚古薄今”，“高谈宽论”；以大历史观来解析中国历史的专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也指出，大明王朝存在的致命问题就是没有技术手段来实行数字化管理，光靠一味的宣扬道德是无法管制好当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