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也是民国奇人一枚。

    此人出身贫苦，放过牛，当过铳手、酒计，当过土匪，也参加过革命，还当过革命叛徒；投过冯国璋，跟过张作霖，自己最威风的时候干过五省联军总司令；祸害过老百姓，也投资重建了新山东大学，在海参崴混过日子，去日本避过难，但始终没有当过汉奸卖国贼！

    一生都没什么文化，却喜欢作诗，尽管都是打油诗。

    平生号称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军队，也不知道有多少姨太太。最有趣的是，曾经有过他的姨太太找找了相好的，他竟然还能送钱送宅子把姨太太当自己的妹子给嫁过去！

    因为此人自小贫苦，所以在闯关东时期，因为身高体壮、重义轻财，所以很得身边的人拥戴，再加上他从来不讲面皮，只重实利，所以人送外号，叫做“狗肉将军”，里边有“狗肉上不了台面”的意思，又因为主政山东时说过的“三个不知道”，所以有被叫做“三不知将军”。

    不管怎么说，张宗昌就是那种江湖草莽的性子，属于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物，但发迹是因为重视朋友，陨落也是被那些所谓的朋友出卖的。

    且说，和孙传芳私交甚笃的张宗昌接到联军的提议后，基本上就未加思索的同意了孙传芳的提议，因为当时就属张宗昌的实力完整，而不管是吴佩孚还是孙传芳都是实力大损，而在北京的奉系军队距离安徽太远，于是张宗昌欣然接受孙传芳和吴佩孚的推举，就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因当时直鲁联军囊括的地盘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和一部分江苏，所以又被称为北五省联军总司令。

    不过不像原时空，那时张宗昌是带兵到了南京的，在这个时空，北伐军已经兵临安徽省会合肥了，张宗昌也就没有机会南下了。而且，张宗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北洋军和北伐军之间的战线。

    不提北伐的事情，还是要说回国的美军顾问和观察员。

    从民党开始第二次东征，到北伐告一段落，这期间美国前前后后派出了五波军事观察员，一次比一次人多，最后一次竟然达到了两百人的规模。从北伐军的出发地一直到武汉三镇，所有北伐期间扩充的军队里，都保证能有一个两到三人的观察员小组。

    这样规模的观察员队伍，也给美国军方和政府带来了详细的关于民党军队战斗力的情报。

    经过内森的情报委员会众多专业分析人员的汇总、分析、评估，得出来了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分析报告。

    报告里说明，直属于常凯申的黄埔党军和其他参加广州政府的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是不同的。

    其中与黄埔党军战斗力接近的只有桂系军阀李德邻和白健生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而其他由湖南唐生智部队发展出来的第八军、谭延闿部队发展出来的第二军、有滇军朱培德部发展出来的第三军、粤军原来的福军部分发展出来的第五军、以及虽然由黄埔党军构建，但吸收了大量北伐过程中战败的北洋军士兵的程潜第六军，这几支部队的战斗力都是比较虚弱的。

    只有始终以黄埔学生为主力军官的第一军和桂系第七军还能保持原有的战斗力。一个是因为战前的训练充足，一个是因为这两只部队纪律比其他部队更为严格，还有就是他们的装备相对整齐、充足。

    桂系李德邻和白健生都是有黄绍竑介绍与亚历山大公司开始合作的，合作的起始就是效仿云南的后备役制度，同时接受了亨利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教官。

    与亨利和孙逸仙进行的全面的合作不同，亨利在广西并没有派出高级教官，对桂军进行军官以上战术、战役和参谋训练——有了黄埔，为什么还要单搞一套？大家都去黄埔军校，还能增加革命友谊嘛。

    但由于广西和广东的党军受到的训练一致，军械来源一致，所以在北伐中，两广军队可谓是是战斗力相当、配合默契。但这种情况随着唐生智全据湖南后，发生了变化，李德邻和白健生身上还是带有一定的军阀习气，对病原多少看得非常重，唐生智疯狂地吸收北洋败兵，扩充军队规模，让李白二人坐不住了。

    其实因为唐生智的扩军，参加北伐的几个军都坐不住了，就连最沉稳的常凯申都一样。说起来，常凯申还是最稳重的一个，但当常凯申地下的军长、师长、和团长们都纷纷要求扩充部队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拦着不让啊！常凯申本人还是愿意走精兵路线的，因为精兵虽然单位耗费超过杂牌，但战斗力也是远超杂牌的。

    如果按照第二次淞沪会战时期，常凯申的精锐部队的表现，就知道所谓”一个大队的日军追着一个师的国军跑“就是一个笑话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只会是当时的杂牌军队里的杂牌，也就是一些地方保安团仓促间组成的师级部队，就是没有炮，连机枪可能都没有几挺的部队，然后还要和日军在行军途中遭遇，那么发生上述情况就是正常的了——因为日军的每一个大队级别的编制，都至少会安排两门70mm步兵炮，而掷弹筒装备的就更多了。

    所以，在抗战初期，给华夏军队造成伤亡最多的不是日军的机枪，而是日军的炮兵和掷弹筒兵。

    当抵抗的民党地方部队的速射火力被日军打掉之后，凭借己方的劣势装备，要想抵抗日军的进攻，那就只有拿命去填了！所以，抗战初期，民党方面在战争中的交换比往往非常难看，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桂军能够在飞速扩充兵员后，还能保证战斗力不下降太多，完全是靠着两年来培养的后备役撑起来的。而党军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平，不仅有黄埔学生的能力在里面，同样还有政治宣传在里面。仅仅一个黄埔学生担任北洋老兵的班排长，就能让他们心服口服了——北洋军里有多少军官习惯性地和士兵打成一片？有多少军官领头冲锋陷阵？

    所以，维系战斗力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部队里要有足够的”士兵之母“在，也就是班排长一定要够多！而黄埔党军别的不多，就是班排长多。从1924年到1926年，黄埔军校前三期就招收了2200多名学生，1926年3月第四期还有2600多学生入校，算起来，一般军校毕业后如果按照美军的方式，受衔少尉的话，那么就是1200多名少尉，400多名上尉，600多名少校左右的军官，而且还有接受了数月正规训练的未毕业军官——就拿他们当作班长来算。

    按照现在党军的编制来说，三三制的一个班16人，一个排三个班，一个连三个排，一个师就是三团九营二十七个连，八十一个排，二百四十三个班，2600个班长，可以组建多少个师级编制？就算一个班安排一正一副两个班长，也可以编制出来六个师两个军。

    不要忘了，军队里还有大量的老兵存在，那些老兵也是跟随黄埔学生打过仗的，只要转换率思想，也一样可以担任班长职务的。

    还有与战斗力关联紧密的武器装备问题。

    桂系和黄埔党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德系装备，少量装备了苏联提供的苏制装备，所以后勤补给相对容易。但其他几个军就不同了，尤其是唐生智，他收编的军队装备更为杂乱，仅仅步枪子弹一项，就要分出8mm、7.92mm、11.43mm、7.7mm、6.5mm等不同口径，还不要说就是同样是7.92mm口径的德系子弹还有圆头和尖头之分呐。

    所以，美国军事顾问团和观察员们给予唐生智等扩军速度太快的部队的评级是很低的，认为这些部队属于乌合之众的范围。同时，不管是观察员们还是军事顾问们对华夏军队中的乱象也表示看不懂。

    史迪威，就是这些看不懂的军事顾问之一。这一次是属于临时性的派遣，因为按照战争部的命令，他应该是在9月份来接替马歇尔青岛驻军司令官的职务的，但却出人意料的被提前派往华夏，而且担任美军军事顾问团的参谋职务。

    史迪威一生无此来华，对华夏的熟悉程度可以说是美军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但不管怎样，史迪威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了解的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军事的架构方式，了解华夏，但不能深入了解华夏社会构成的原因，是他的弱点——思维方式限制了史迪威的眼界。

    史迪威第一次来华，是1911年11月，是到上海、厦门、广州旅游的；第二次1920年8月，是来华学习语言的；第三次来华，就是这一次跟随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民党军队的北伐。未来还有第四次，那是担任驻华武官，第五次是二战全面爆发，担任华夏战区总参谋长。

    史迪威有一个好处，就是始终和马歇尔保持了非常好的友谊，尽管史迪威和亨利是同学，关系也一样非常好，但毕竟亨利已经退役，史迪威觉得不应该将他遇到的军事问题告诉亨利——这是史迪威的操守。而写信告诉马歇尔是没有问题的，马歇尔担任驻青岛美军司令官的时候，史迪威还担任过他的下属。

    而马歇尔是与史迪威不同种类的军官，他可没有史迪威的顾虑——马歇尔已经深深打上亨利和潘兴的记号了，与汉口和潘兴通讯根本没有任何顾忌，即使那两位均已退役。

    而亨利也对史迪威的问题感到很吃惊，不是传说史迪威是一个华夏通吗？为什么还会问这种问题呢？为了解决史迪威的问题，也为了将来可以和常凯申在抗日战争中顺利的配合，亨利给马歇尔回信，向马歇尔推荐了两个和华夏渊源深厚、了解更多的人，希望这两个人能让马歇尔和史迪威更加了解华夏的社会状况，这两个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泰晤士报》记者威廉·亨利·端纳先生，另一个是出生在华夏杭州的美国人，传教士、教育家司徒雷登先生，相信这两位先生能够帮助他们。

    端纳，这个人曾经在华夏风云了近四十多年，在三、四十年代，更是社会闻人，而华夏人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他曾经担任过孙逸仙、张汉卿和常凯申的私人顾问，宋家三小姐的好友，帮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了全民一致抗战的格局。但1940年以后，这个人就在华夏销声匿迹了。

    而司徒雷登，让华夏熟悉的是他担任过燕京大学的校长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然后毛伟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全华夏人民都知道了他——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

    然而不管后世对这两位先生是如何的看法，现在，对于亨利来说，他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夏通，是可以介绍给马歇尔和史迪威的最好的老师。

    这两个人里，司徒雷登是最好找的，因为他就在北京的燕京大学里。不管是马歇尔还是史迪威以他们的身份，去北京是非常方便的。在华北，即使不考虑他们两个美国现役军官的身份和他们的军衔，就没有任何不长眼的人敢招惹。

    端纳此时可是不太好找，自从孙逸仙病逝北京后，端纳就被东北奉系军阀的继承人少帅张汉卿给请去当顾问了。

    虽然端纳没见到，但司徒雷登可是纯正的美国人，当然不会隐瞒什么，三个人一起讨论了好几天关于华夏的问题，当然喽，大部分时间都是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和史迪威讲课，那两位在问问题。

    不说史迪威收获多少，至少马歇尔明白了一点，在华夏，任何一个不能掌握军队的政治家，都不可能在华夏政坛上有所作为，因为没有军队支持，就没有人听从命令，或者只有同样派系内部成员看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执行、或打折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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