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知柳的朗诵如此精彩，北大的学生自然不甘心落后，便把扎建英推了出来。在许望秋的记忆中，扎建英是那个经常上《锵锵三人行》的中年阿姨，但眼前的扎建英是个漂亮而又腼腆的姑娘，扎着两支羊角辫，高挑身材，看上去颇为可爱。

    不过扎建英看上去腼腆，朗诵起来却不含糊：“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

    朗诵完毕后，现场掌声雷动，众人纷纷赞道：“好诗啊！好诗！”、“这诗很震撼！”、“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太精彩了！”、“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扎建英笑着介绍道：“上学期，我们在学校图书馆的活动室与著名诗人顾工座谈。结果顾工闭口不谈自己的诗，反而推荐了他的儿子顾城，这是顾城十五岁时写的！”

    吴知柳他们听到这首诗竟然是15岁的少年写的都非常吃惊，15岁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这个顾城怕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许望秋听到顾城，微微点头，心想顾城应该很快就要写《一代人》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就在此时，水烧开了。刘林抓了一大把面放到锅里，用筷子将面搅开，然后盖上了锅盖。许望秋他们纷纷拿起饭盒，往自己的里面放调料，倒上酱油，在倒一点点香油。

    不一会儿，刘林快活地喊了声“面好了”，迅捷揭开锅盖。火候刚刚好，面条好似一根根白色游龙，在青绿的白菜叶和橙色的胡萝卜中欢快的跳动着。热腾腾的雾气带着菜香扑过来，把文学青年潜伏在心底的馋虫勾了出来，让他们一个个直咽口水。

    刘林拿着筷子给众人轮流挑面，拿勺子给大家舀汤，而吴知柳给大家夹臊子。北大的学生则将包里的馒头取出来，分给旁边的北电学生。苏白也从包里取出一个馒头，笑吟吟地塞到许望秋手里。

    许望秋说了声谢谢，拿起馒头嗷嗷咬了两口，然后呼哧喝了口面汤。一股热流混合着香油、酱油和面菜的香气在血管里流淌，让人浑身毛孔张开，无比舒服。他不由赞叹一声，呼哧呼哧地吃起来。很快，将手里的馒头全都吞下了肚。

    苏白见状马上将手里的馒头掰了一半，递给许望秋。许望秋连连摆手，表示自己吃饱了，但苏白还是把半个馒头塞了他手里，说你是男生必须多吃点。

    其他人也都各自吃着，挑起柔白莹润的面条送入口中，就着热腾腾的面汤吃馒头，那感觉简直好极了。最后每个人碗里的面都吃干净了，就连面汤也都喝喝光了。

    许望秋看了看苏白他们几个，问道：“你们吃饱没有，我们还有面，要不再煮点？”

    众人纷纷表示已经吃饱，不用再煮了。于是，大家又开始朗诵诗歌。

    夏刚朗诵《将进酒》、程建功朗诵《沁园春雪》、苏白朗诵《再别康桥》……

    很快轮到许望秋了，众人满是期待地看着他，想要听他会朗诵什么。

    许望秋冲众人笑了笑，道：“那我就献丑了，我朗诵诗人保罗-策兰的《花冠》。”

    保罗-策兰的诗要到九十年代才会被翻译到国内，在场的文艺青年们都没听过策兰的大名。北大的学生们互相对视，用询问的口气眼神问同伴，你听说过这个诗人吗？众人都轻轻摇头，示意自己没听过。

    许望秋清了清嗓子，大声朗诵道：“秋天从我手里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从坚果里我们剥出时间并教它如何行走：

    于是时间回到壳里。

    在镜中是礼拜日，

    在梦中被催眠，

    嘴说出真实。

    我的眼移落在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

    我们互爱如罂粟和记忆，

    我们睡去像酒在贝壳里

    像血色月光的海。

    我们在窗边拥抱，人们在街上望我们，

    是时候了他们知道！

    是石头决定开花的时候，

    是心脏躁动不安的时候，

    是时候了，它欲为时间。

    是时候了。”

    策兰的诗比较晦涩，句子往往难以理解，不过策兰诗的意象继承了超现实主义的冲击力；而且由于策兰的经历，诗里带有痛苦的记忆。在读策兰诗的时候，读者能够感受到诗句中潜藏着的悲伤，以及在平静中喷薄出力量。

    听完许望秋的朗诵，众人纷纷鼓掌。

    苏白记得星期天跟许望秋在外文书店买的策兰诗集是英文的，现在朗诵的是中文，忍不住问道：“望秋，这是你自己的翻译的吧？”

    吴知柳他们几个见识过许望秋的英文，能跟皮尔-卡丹流利交谈，在他们看来，许望秋翻译点东西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扎建英他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是学中文的，知道外国诗歌很难翻译好，而这首策兰的《花冠》翻译水平极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们看着许望秋，眼里都闪着惊奇的光芒。

    国内最早翻译的策兰作品的是诗人王家新，是武大78级中文系的，今年才刚刚入学。许望秋不可能说是王家新翻译的，只能笑着摆手：“翻译得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北大的学生们都“哇”的一声，随即义愤填膺的表示：“要是这都叫翻译得不好，什么叫翻译得好？”、“许望秋同志，过分谦虚等于骄傲！”、“对啊，你是故意打击我们吧！”

    许望秋心中汗颜，连连摆手：“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黄子辰在考进北大前在花城出版社做编剧，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对于《花冠》是许望秋翻译的有些怀疑，便不动声色地道：“《花冠》最后一句，是时候了，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好像也是一首诗，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望秋，你知道吗？”

    许望秋轻笑道：“你是说里克尔的《秋日》吧，《秋日》第一句是，主啊，是时候了。策兰在《花冠》里确实借用了里克尔的‘是时候了’作为主题与基调。”

    黄子辰一拍大腿：“对对，就是里克尔的《秋日》，没想到你也读过里克尔的。”

    许望秋微微点头：“里克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而策兰是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不过策兰的诗跟里克尔差别很大。就拿《花冠》和《秋日》来说，里面有同一句是时候了，但在《花冠》里是没有上帝存在的，‘在镜中是礼拜日’那句特别明显，而里克尔的《秋日》一上来，就是‘主啊’。上帝的在场与缺席，是里尔克和策兰的重要区别。同为德语诗人，里尔克虽一生四海为家，但不管纠缠也罢抗争也罢，基督教情结一直伴随着他；而策兰则完全不同，策兰的遭遇让他对上帝是质疑的，在他的诗里是没有上帝的。”

    听到这里黄子辰对许望秋哪里还有半分怀疑，心想这个许望秋真是厉害啊，不光能写剧本，翻译外国诗歌还能翻译到这种程度，真是没谁了！

    扎建英好奇地问道：“策兰遭遇了什么？”

    许望秋笑了笑，道：“德国美学家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有句经典名言：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奥斯维辛是一个充满着血腥和暴戾的词语，是人性与道德脆弱至几近泯灭的标志。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诗歌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人性基础，所谓的真善美将在奥斯维辛之后被重新定义与接受质疑。于是，诗歌是假的，而苦难是真的，软弱的审美的字眼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言说上帝缺席时的苦难，奥斯维辛在转化成诗句时就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诗歌无法承受大屠杀之重。

    不过后来阿多诺收回了他的那句话，因为他读了策兰的《死亡赋格》，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死亡赋格》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以诗化的语言展现**集中营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的作品。

    策兰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策兰父母被**抓入集中营，父亲先死于伤寒，母亲后被枪杀。在父母被捕的时候，策兰本人不在家。后经朋友掩护，才仅仅被征劳役。策兰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策兰对上帝、神圣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就像我们在经历了运动之后，有不少人就产生了信仰危机。”

    在场众人微微点头，就像许望秋说的那样，作为过来人，他们现在对很多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就像北岛在诗里喊的那样“我不相信”。

    作为穿越者许望秋知道，现在这个问题不严重，大家对国家、对未来极有有信心。但是等到几年后，国门真正大开，国外的先进和繁华会压垮很多人的骨头，会吓破很多人的胆，很多人从此在西方前长跪不起，认为中华文明低人一等，否定中国的一切。

    这个问题在许望秋穿越前都依然存在，吴京拍完《战狼2》、《流浪地球》和《攀登者》为什么那么多人黑？上来就直接辱骂、疯狂抹黑，仿佛跟吴京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实就是这股思潮在作祟。在逆向民族主义者眼中，中国和中国文化低人一等，比如知乎著名大导罗某宣称，中国人根本拍不出科幻电影，因为没有那个基因。在这些人眼中，凡是说中国好的都要坚决反对和抹黑，你吴京竟然说中国行，还拍了美国人才能拍的科幻片，不黑你黑谁。

    许望秋知道四十年后吴京遇到的问题，自己在这个时代也会遇到，而且面临的形式更加严峻。吴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有万万千千的网友力挺，在这个时代，自己靠什么跟那些人较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