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明穆宗实录》的记载，最先弹劾的海瑞是舒化（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对于他的奏章在《明实录》有摘录：

    “刑科都给事中舒化言：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海瑞著节先朝，诚一代直臣，然迁滞不谙事体。

    闻其在应天科条约束，切切于片纸尺帛间以难过客，恐非人情。

    夫道在日用，当官者不必出寻常之外而别为调停。政贵宜民，善治者，岂在创新奇之法，以抗夫时俗？如瑞，第宜与两京清秋以见风激天下之士。盖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

    得旨：海瑞节用爱人，动事任怨，留抚地方如故。”

    概括起来，舒化攻击海瑞之处其实就是两点：

    一是认为海瑞“不谙事体”，即海瑞的人品问题；

    二是认为他“切切于片纸尺帛间以难过客”，不做正事。

    海瑞的偏激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至于指责他裁革驿站，但也并不具有多大的攻击力，并不能构成海瑞“第宜与两京清秩”的充分条件，因而被拒绝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得旨，海瑞节用爱人，动事任怨，留抚地方如故”。

    有些观点认为徐阶案的产生是由于内阁之间的政治斗争：“高拱复位时由于怀恨徐阶，故借海瑞勒令乡官退田之机予以报复，实质希图借海瑞之手以泄其私怨，并非真正对海瑞有所倚重。

    后因事情闹大，海瑞受到地方权贵豪绅的攻击，加上张居正为徐阶说情，因此高拱权衡利弊，觉得改善与徐阶的关系，借以安抚苏松一代的豪绅权贵，这对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更为有利。由于这一思想的转变，海瑞就变得再无利用价值。”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高拱于隆庆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复起用，距明穆宗答谕舒化弹劾海瑞奏疏隆庆四年正月十四日，仅二十余日。从高拱复职旨下至其起于乡间至京一往一返，二十余日未必能抵京到任。即使高拱人到京，亦是鞍马劳顿，仓促之中未必就能立即处理部事，所以徐阶案的产生与内阁斗争没有直接联系。（姜德成《徐阶与嘉隆政治》）

    第二个对海瑞进行弹劾的是戴凤翔。在《明穆宗实录》和《万历野获编》中对戴氏的奏折均有摘录，可以互相参校。

    根据《万历野获编》卷22的记载，其大意是：

    一、滥受词讼，在皇上洞悉民奸，颁行重禁也。瑞则不顾赦前事件，悉听告讦，又无放告日期，旅进旅退，动盈千纸，累涉万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但徇情爱憎以决胜负，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构讼，以小过而饰成极恶；以虚诞而捏作实情，本以户婚田土，装为人命强盗；或未告而扬言以需索，或既告而讲价以求和；越诉者不笞，诬告者不杖，律法埽地，罗织成风，人心至此，真大坏矣。

    而《明穆宗实录》卷42中的记载虽相对比较简单，却也有值得注意之处：

    先是吏科给事中戴凤翔疏论瑞沽名乱法，不论吏事。每日开门受讼，动盈千纸。凡衣冠之族，饱暖之家，远年祖产，悉听刁徒告赎。故民间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

    也就是说戴凤翔将民间的“种肥田不如告瘦状”这一说法的产生归结与海瑞的滥受词讼。当然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弹劾海瑞，最低的目标也是要将其调离应天巡抚一职（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海瑞也正是因为戴凤翔的这一奏章而离职的）。其中列举的第一条最有杀伤力，容易给人一种海瑞强逼众乡官退田是为了“劫富济贫”的态势。

    对于戴凤翔的指责，海瑞给予了严厉的批驳：

    臣于今三月初二日见邸报，该吏科给事中戴凤翔论臣沽名乱政，大乖宪体。

    ……事涉乡官举监，又惮势豪，寝阁不行，臣闻之久矣。

    臣到任之后，所准状果是比前任为多，通民隐、抑豪横也。

    江南民风刁伪，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计，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

    循旧规，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无日期也。惟人命、强盗、贪官，不构日抱牌诉，然三五日止准一二状。尽批府县，情重解审，非臣自问。

    自十一月以后，则告人减前，所准极少。惟巡历所至县分，准多如前。谓越诉不答有之，诬告未尝不加重刑。驳允招卷，历可查考。

    “种肥田不如告瘦状”，苏、松、常、镇有此民谣久矣。府县官招呈往往两可调停，诬告拟罪，辄曰“姑念贫民愚民，改轻拟。”话之各官，则曰一向如此。江南民刁好胜，非此不能解争而息讼。

    臣披先年招卷，果若所言，谓非法也。曾援“肥田瘦状”之说，刊告示以禁之。臣援先日民谣以禁府县，凤翔乃捏谓民为臣兴谣。臣列为告示，乃自彰其过，使凤翔今日得为借口耶？……（海瑞《被论自陈不职疏》）

    在这篇《被论自陈不职疏》中，海瑞首先辩解了自己之所以“滥受词讼”的原因，接着就表明“种肥田不如告瘦状”这一说法早就存在，所谓“苏、松、常、镇有此民谣久矣”，自己不过是加以援引罢了。这里没有必要纠缠于“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说法到底是因谁而引起的问题。

    这里的要害在于，透过戴凤祥的攻讦我们可以知晓，他一定非常担心海瑞的判决会“促进”此一说法的实现，进而形成于己不利的局面。那么此一说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嘉庆《松江府志》有一段记载值得注意：

    万历……六年（1578），巡抚都御史张佳允奏上请勘绝田。张之象《上海志》曰：“是时，奸民诬告，牵连、骚扰人丁考成事例至三十七万余亩，华亭、青浦尤多，几至于煽乱。举人俞显卿作十议，其略曰绝户田亩，系宣德、景泰年人绝田荒，赋役贻累里甲。天顺六年奏准：召民开垦，以补粮差。

    方其初佃，大费工本，及转佃他姓，即以工本为名，立契得银，小民既已出银，又焉得为白占，今欲追价，则价已付之原主，世无一田二值之理；若与原主追价，则原主已前又有原主，展转追寻，何日清楚？始奸豪倡议，仅欲夺其连界田土数项，不意祸延万姓，日甚一日。”（《松江府志》卷20 《田赋志》）

    朱察卿的《与潘御史》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白发黄童，俱以告讦为生。刀笔舞文之徒，且置弗论，而村中执荷锄之夫，亦变为雄辩利口。所言者，景泰、天顺田土，四世祖与五世祖事也。及问其尔我祖父名，则茫然无以应矣”。

    而俞显卿的说法则更进一步。他认为之所以要上溯到“宣德、景泰”，是因为“天顺六年奏准召民开垦无主荒田以补粮差”，而嘉庆《松江府志》印证了此说的可信。那么天顺六年的诏令又怎能适用于宣德、景泰年间呢？俞显卿语焉不详，但在《明宣宗实录》中有一些线索：

    （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直隶苏州府知府况钟言：近奉诏书“官民田地有荒芜者召人佃种，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勘实除豁租额。”

    臣勘得昆山等县，民以死徒，从军除籍者三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户，所遣官田召人佃种，应准民田科者二千九百八十二顷。其间应减秋粮一十四万九千五百一四石，已口申达户部未奉处分。况官田有没入海者，粮额尚在，乞皆如诏书除豁。

    （宣德七年六月）乙已敦谕行在六部都察院曰：朕为天下主，惟欲天下之人皆安生乐业，故选贤任能，命之绥抚。又数颁玺书覃布宽恤。

    盖惓捐以求民安，向为所任不得其人，百姓艰难略不衿念，生事征敛，虐害百端，致其逃徒，弃离乡土，栖栖无依。朕甚悯之，已专遣人招抚复业，优免差役一年。

    今闻得诸司官吏仍有不体朕恤民之心，恣意擅为复业之民，来归未久居庐舍，耕无谷种，逼其补纳通租，赔偿倒死孳死马骡牛羊，科派诸色颜料，刑驱威迫，茶毒不胜。此皆任不得其人也，其速行诸司厚加抚恤复业之民，不许一毫搅扰，仍依前救优免差役，所通租税、孽生等项悉与蠲免。

    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廉察各府州县官吏、里老剥削贪酷及官员军民之家取索旧债、虐害复业之民治以重罪。如廉察不严，坐视民患者罪同。其各勉之，以副朕怀。（《明宣宗实录》卷91）

    可见至少在宣德七年就已经有诏令允许百姓开垦“官民田地有荒芜者”。按照规定，“复业之民”实际上就“占有”了这些田地，并享受诸多优惠政策，如优免差役、蠲免所通租税、孳生等当然其后免不了要有田产的“买卖”。

    更值得注意的是景泰、天顺年间在江南地区具有特别的意义。滨岛敦俊认为江南的农田开发，到明初已基本结束；但大规模的农田改良，却到15世纪中叶才开始，而大体结束于17世纪中期。15世纪中期以前江南的土地开发，以扩大农田面积为主要目的，故滨岛敦俊称之为“外延式开发”；15世纪中期以来的农田改良，滨岛氏称之为“内涵式开发”。（《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

    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他们的“四世祖与五世祖”至徐阶案发生的隆庆三年这样一百多年间，“争议”中的田土是经过了改良的。土地的改良意味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当然他们也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俞显卿文中所提及“工本”也就是拥有“田面权”的意思。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的话，那么“地主——佃户”关系将因为“田面权”的出现，而演变为“田底主——田面主”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地主”是否承认“田面权”的成立因为这涉及明显的利益分配问题：“田面权”能否被承认，则意味着对新增粮食的不同分配方式，这恐怕是争论双方都清醒意识到的（并且也是面对海瑞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减租”，徐阶极不认可的经济原因）。

    一旦双方陷入僵持阶段，“佃户”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极有可能获得官府对“田面权”的承认，从而占据优势，这恐怕是“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真正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