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胤绪到瑁梁的第一天就发现当官远远比自己想象得要复杂。

    他在新的府邸里一直等到了晚上，也没有人送帖子过来，接风宴的消息更是一点儿都没有。

    周胤绪十分不安，毕竟再怎么说，他也是周惇的儿子，不管其他同僚有什么背景，也不可能这样忽视他。

    排除故意让自己坐冷板凳的可能，周胤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范垂文和宋圣哲有更为棘手的事情要做，而且这件事远远比接待自己重要得多。

    因此，周胤绪第二天便起了个大早，连官轿都没坐，直接坐了自己的轿子赶到瑁梁府衙。

    没想到的是，周胤绪就在府衙门口碰上了正要下乡的范垂文和宋圣哲。

    所幸三人都穿了官袍，在微亮的天光中还不致错认。

    三人刚互相见了礼，还没互通姓名，范垂文便道，“周大人，车上再细说罢，天全亮之前，我们得赶到地方呢。”

    周胤绪立刻点头应是。

    三人便上了官车。

    车走动后，三人才又互通了姓名。

    宋圣哲笑道，“周大人来得巧，今儿去的乡县不远，我们才坐的车，前几回都须骑马呢。”

    周胤绪虽然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一张口就先夸，“范大人与宋大人真是勤政爱民，府官亲自下乡体察民情，真可谓是‘质粹言无玷，官清政有方’。”

    范垂文苦笑着摆摆手，“情势所迫而已，担不得周大人这句夸赞。”

    周胤绪问道，“何事所迫？”

    宋圣哲道，“正是为了征召民夫一事。”

    周胤绪问道，“莫非是名目不齐？”

    宋圣哲的笑容有些微妙，“名目总归是齐的，周大人无须担心。”他看了范垂文一眼，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便进一步解释道，“只是乡间胥吏贪酷，因而才须下乡巡视。”

    范垂文道，“学校、田野、户口、赋役、讼狱、盗贼之六事者，乃国朝督察守令之令典，而现时开战在即，这‘钱谷词讼’自然最为要紧。县官惮于降罚，难免对胥吏‘酷比’稍加宽容。”

    宋圣哲道，“既有府官下乡坐镇，乡间胥吏也不敢太过任性妄为。”

    周胤绪皱了皱眉，“宋大人所说‘太过妄为’，究竟是何意？”

    范垂文咳嗽一声，“周大人刚从定襄而来，恐不知西北民风彪悍。”他清了清喉咙，“乡间胥吏为追征赋役，常用‘风搅雪’、‘打萝拐’、‘脑箍’、‘拶指’……”他看了看周胤绪不解的神色，细释道，“用竹板交杂而笞，名‘风搅雪’；判玺扣民足踝，名‘打萝拐’；以索束头，二木如拳抵其，一绞则睛出寸余，名‘脑箍’……”

    范垂文的话未说完，周胤绪就倒吸了一口凉气，“竟这般惨无人道！”

    宋圣哲道，“乡间催科，概莫如此，胥吏虽用重刑不以酷论，早已蔚然成风。”

    范垂文道，“胥吏贪贿，亦成常例，用比索贿，用贿销比，诲人贪虐，可谓是敲骨吸髓，乡间因有‘五色钧签飞百道，一行朱字动千金’之谣。”

    周胤绪不解道，“既然胥吏如此暴虐，换了便是，两位大人何必亲自下乡督监？”

    宋圣哲意味深长道，“换吏容易，征赋更难。”

    周胤绪一怔，“如何这等说来？”

    范垂文和宋圣哲都不答，未几，范垂文开口道，“也有那等‘猫鼠胥吏’，情知再无法征科齐满，就挂印而去，如此一来，便罚无可施。因此，此番下乡，亦有监督胥吏尽职之责。”

    周胤绪道，“我赴任之前，听闻琅州富裕，瑁梁更是西北首善之地，却不知乡间民生竟艰难至此。”

    宋圣哲道，“琅州城镇富裕不假，乡间却是，”他吸了吸鼻子，“不同情景了。”

    周胤绪想了想，皱眉道，“可若是城镇富裕，乡村贫乏，必然盗贼四起，流民蜂拥，而我从定襄一路而来，行至琅州，却未见乡野流民，这是为何？”

    宋圣哲笑了笑，“我方才说乡间是‘不同情景’，可并未说乡村贫乏，周大人会错意了。”

    周胤绪一愣，还来不及品宋圣哲话里的意思，宋圣哲便抬手微微掀开车窗帘子，看向窗外，“乡间有俗言：‘财便是命，毕竟命重于财’，周大人是定襄人，不解乡村事，也是情理之中。”

    此时车已行至郊外，隐隐可看到大片农田，田间有几个孩童采了大束野花，笑着跑到耕牛身侧，把花挂在牛角上。

    宋圣哲见这景象，便借此扯开话题道，“这是乡间‘为牛庆生’的七夕习俗，这在城中可见不到呢。”

    周胤绪却不愿扯开话题，于是道，“果然，琅州乡间并不困乏。”他顿了顿，“东郡西北的许多地方还是‘刀耕火种’呢，琅州乡间却能用耕牛。”

    宋圣哲没答话，范垂文道，“用牛者或非耕牛之主，这一分‘牛米’也是一份负担了。”

    周胤绪道，“原来如此。”他笑道，“却不知，琅州乡间的‘耕牛之主’能有几人？”

    宋圣哲放下手，朝周胤绪笑道，“周大人昨日来时，我与范大人不在府衙中，不知府衙中的小吏，可有怠慢周大人？”

    周胤绪道，“府衙秩序井然，何来怠慢？”

    范垂文道，“这‘流外官’最是难缠，周大人初来乍到，我和宋大人就怕小吏欺了周大人去。”

    宋圣哲道，“是啊，别的不说，就这‘公使库’的用项，就难管得很啊。”

    周胤绪微笑道，“两位大人治下严谨，并没有这样的事呢。”他顿了顿，似不经意道，“不过昨日我偶然说了一句琅州买不到定襄惯喝的茶，府衙中的小吏就包了三盒茶予我，这不算是假公济私罢？”

    宋圣哲道，“州府公使库本就是专馈士大夫，支取见任官供给的。再者，周大人来此赴任，正是忙碌的时候，连接风宴都来不及摆上一摆，就是拿了三十盒、三百盒茶去，我与范大人，还要道一声‘怠慢’呢。”

    周胤绪忙摆手笑道，“我就是大肚弥勒佛，也灌不了三十盒、三百盒茶啊。”

    宋圣哲抿嘴笑了起来，“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周大人还是别把话说得太满了。”

    范垂文也笑了，“西北喝茶的法子，确与东边不同，但也别有意趣呢。”

    周胤绪道，“我刚来，就喝过一杯了，只是这其中的滋味，到底却还没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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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修莒志》卷 26 《经制志·财政·田赋》：“潘公鎏比逋于演武场，用竹板交杂而笞，名“风搅雪”;判玺扣民足踝，名“打萝拐”。淫刑而墨饱箧，用谲逃去。万历初，金溪刘子汾……更为酷刑。堂上用脑箍，其法以索束头，二木如拳抵其，一绞则睛出寸余，人立毙，以水渍之，良久始苏。同捕衙拶指，竹板判以二皮鞭束为一，鞭臀比粮，日历四衙，尝各刑具，皮尽见肉，肉尽露骨，每驱逐出入，以重铁索穿系于头，手足并行，腥臭四扑，痛甚不能前者，官役以足促其疮，以索顿项……于是毙刑杖者，尸积城隍庙后，可筑京观……民谣曰:八百冤魂朝上界，三千黎庶散他乡。是时冤死岂止八百……入其境内，百里无烟。”

    2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 9 《赠郡侯西川方公朝觐序》：“学校、田野、户口、赋役、讼狱、盗贼之六事者，乃国朝督察守令之令典”

    3 辛升:《寒香馆遗稿》卷 3 《世变十更·县令》：“世局于今又一更，为民父母虎狼心。鞭笞只做肉鼓吹，痛苦如闻静好音。五色钧签飞百道，一行朱字动千金。”

    4 刘时俊:《居官水镜》卷 1 《征收之法·缓旧逋》：“用比索贿，用贿销比。”

    5 吴焕:《请抚恤三秦疏》：“考成之法，以课群吏……其不肖者，明知考满无望，猫鼠吏胥，惟祈稍润橐以去。”

    6 “刀耕火种”：先以石斧，后来用铁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

    7 牛租亦称“牛米”，中国旧时租用耕牛的费用，因为一般老百姓其实是买不起牛的。宋永亨《搜采异闻录》：“今观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焉。”就是说牛米要多收一分利啊。

    8 文中“酷比”是借鉴明末张居正改革之后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

    “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明神宗实录》卷 111）

    “考成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赋役完欠”，如果官员收不满这个赋税和徭役，就会降级或者削职。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这个真·寒门出身对赋税徭役的收敛是有意放宽的“钱粮尽在民间，征敛不足，其顽在民，何尝即责有司”（朱元璋:《大诰》，“设立粮长第 65”），所以地方官拖欠赋役的惩罚总体比较松，老百姓过得还可以。

    但随着明代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中央财政愈来愈紧张，其标准不断提升，至张居正的“考成法”而达到顶峰。“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庆五年，则完不及八分者住俸，又议带征矣。”（《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禆治安疏时政五事》）

    到万历二年，因张居正的推动，便议定:“除完纳八分……仍照例每年带征二分。”即增加到“十分”才能考满。

    至万历四年，又规定:“见年应征钱粮完数不及九分，府州县掌印管粮官，照例降调。”除此之外还要带征二分（《明神宗实录》卷 52）

    所以最后就变成“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明史》卷 227 《萧彦传》）

    即增加到“十一分”才能考满，这就是鼓励地方官员横征暴敛了。

    结果，在张居正的严酷考成法之下，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酷比现象，许多老百姓被官府收刮得家产尽绝、鬻妻卖子，以至于在流亡途中，依然“形似失巢之鸟，苦如游釡之鱼”（《万历疏钞》卷 1 《圣治类》）

    皇帝知道吗？皇帝是知道的，从万历到崇祯，都是知道考成法带来的“酷比”的，但是没有办法，不用考成法，赋税徭役上不来。

    《明神宗实录》卷 52：“近因行考成之法，惧或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行追并……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致(百姓)流离失所，朕甚悯之。”

    张居正更是公然说:“夫均徭、赋役、里甲、驿递，乃有司第一议，余皆非其所急也。四事举则百姓安，百姓安则邦本固。”（《张太岳集》卷 25 《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到万历七年以后，张居正的考成法影响太坏了，已经难以为继，所以不得不“一体蠲免”，后来张居正就被反攻倒算了，可是当明神宗去世后，便有人鼓噪为张居正正名，此事终于在天启元年得以实现，随后便恢复张居正的考成法。

    然而，天启以后东林党全师于张居正，酷比问题立刻变得十分突出，“郡县催科苛政，无一事不入考成。官于斯土者，但愿征输无误，以完一己之功名，谁复为皇上念此元元者哉!”（《瞿式耜集》卷 1 《清苛政疏》）

    至崇祯，考成之苛刻愈演愈烈，故王夫之言:“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王夫之:《黄书噩梦》）“自是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也。”（《明史纪事本末》卷 72 《崇祯治乱》）

    其实，张居正之所以改革成功的一个很大因素是，张居正在位的时候正好是风调雨顺的时期，由于连年丰收，加之当时财政收入激增而贮备大量的白银，引起白银流通不足，两者相加，致使米价超低。

    结果到了天启、崇祯时期，遇上小冰河时期，旱灾水灾频发，却还是完全师法张居正的考成法，结果却是“逋负山积”，导致了明末大乱。

    9 宋王栐《燕翼诒谋录》：“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公使库在宋代就是对官僚士大夫的一种隐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