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胁坂次郎的护送，一路上算是有惊无险。

    之所以叫有惊无险，这一路上一共遭到了两次游击武装的袭击。

    也不知道是国军的游击队，还是四路军的游击队。

    总之乒乒乓乓打的非常热闹。

    负责护送的五名日军，还是很有军事素质的。

    遭到袭击之后，他们立刻就地构筑防线。

    他们并不主动出击，而是凭借汽车和地形防御。

    他们也很清楚，这些游击队一旦攻击不利，担心会吸引到附近日军，很快就会撤退。

    孟绍原也在那里想，九死一生都过来过了，万一真的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那可就太不划算了。

    还好，孟绍原活着进了武汉。

    孟绍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给他一丝缝隙，但凡只要让他看到一丝光亮，他就会像条泥鳅一样钻进去。

    胁坂次郎成了他的护身符。

    用来让他在武汉能够相对自由活动的一张护身符。

    武汉沦陷之后，武汉便沦为了人间地狱。

    国民政府的军队从武汉撤退时，曾经留下不少的粮食在汉口特三区天主教堂内堆着，准备给未及退出的难民果腹。

    日军侵占武汉后，将特三区里的难民全部赶了出来，难民的粮食完全被日军夺去了。

    但是，日军虽然夺去了堆积如山的粮食，却无法搬运，走遍武汉市区，也拉不到一名壮丁。

    于是竟异想天开，以“怜恤难民”为名，印制许多传单到难民区散发，传单上面规定，每个难民可以自带扁担箩筐至天主教堂买米，每担米只要法币五元，以示赈济；凡是买米的人，只要有扁担箩筐随身，即可通过敌军哨岗，不需通行证，抵达天主教堂后，先交款领证，在证上填明“劳苦者”，“营商者”，“自食者”，然后凭证挑米。

    饥饿中的难民，得此消息，不知是敌人鬼计，纷纷前往购米，果然沿途毫无留难，而且挑米时，每石米还可另送一斗或数升，在场的日军和汉奸对难民说：这是皇军的特殊恩惠。

    哪知挑出天主教堂后，沿途布满哨岗，哨兵，命令难民依其指定的路线行走，不久便到了江边，所有的米都被敌兵迫令挑上敌军运输船，难民才知道是上了当。

    上船后，扁担箩筐完全不准带走，身体不壮的人就被赶上岸，身体稍壮的人都被扣留在船，听敌军使用。

    此外，日军还在武汉到处穿堂入室，抢掠财物，如“太平洋”、“璇宫”、“扬子江”……等大旅社的器具什物，都被运上敌船装走。

    普通居民的门窗，也被敌军和日本浪人拆去。

    武汉市民更是苦不堪言。

    最有名的就是三块砖和八块钱。

    此时的武汉市民完全失掉了自由，如果没有由汉奸或日本浪人手里买来的“通行证”，休想出门一步。

    即便有“通行证”在手，行路时也得小心，经过敌军岗哨时，必须脱帽鞠躬才准通行，否则便要尝尝“三块砖”刑罚的滋味。

    所谓“三块砖”，一块砖垫住膝头跪下，一块砖捧在两手中高高举起，一块砖顶在头上。

    在这种境遇中，另有一种人，借机敛钱，作活通行证，那便是白俄。

    凡是无“通行证”而必须出门的人，都要请一名白俄领路，沿路向日军哨兵敬礼，便可通行，这种领路的代价，每次法币八元，而且包接包送。

    有几个住在法租界内的人，便是用这种方法，由法租界至特三区，又由特三区回法租界。这是日军有组织的敛钱方法，白俄所得的领路费，只能收用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献给日军。

    除了“通行证”外，又有“良民证”。

    日军对武汉的管理十分严格。只有在武汉的常驻人口才有可能被颁发一本所谓的“良民证”，如果是从外地逃难来汉的人根本无法取得该证。

    持有这个“良民证”的居民，每天要将证件放在自己的身上以备抽查。

    当时在武汉很多要道都设置检查的关卡，没有“良民证”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抓。日军将所有的居民每10户绑定在一起，彼此保证不违抗日军的管理，不参与地下反抗组织等活动。

    只要10户中有任何一户的家人出现上述行为，其他9户都有可能遭受牵连，甚至被杀害。

    至于孟绍原那个时代，电影电视里在武汉来去自如的中国特工，大杀日寇汉奸的场面，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秘密的抵抗组织有，但他们充其量只能在日军驻地附近进行一些小的破坏活动。

    而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将武汉城内的情报秘密的传递出去。

    军统曾经想在武汉进行一次暴动，结果还在筹备，就是因为“良民证”和“连坐法”，让这次行动彻底暴露，军统四人被击毙，十四人被俘。

    “良民证”是日本人的一大“发明”，这本小小的证件，在抗战前中期帮了日本人的大忙。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和“派出所”是日本人带来的一样，“良民证”这也算是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的雏形吧。

    负责管理武汉的，一共分成三个部门。

    一个是驻扎在汉口利冰厂大楼的“宪兵汉口队本部”。队长美座时成大佐。

    一个是安清帮头子计国祯出任会长的“武汉治安维持会”。

    维持会各机关由日军派出的“嘱托”控制，“总嘱托”为日本人浅见敏彦。

    第三个，则是正在筹备成立中的武汉特别市政府。

    这个伪政权日本指定的市长叫张仁蠡。

    张仁蠡也许没几个人认识，可是说起他的父亲，那就大名鼎鼎了：

    清末名臣张之洞！

    张仁蠡是张之洞的第十三个儿子！

    而负责武汉情报工作的，则是与宪兵队密切合作的日本驻武汉特务机关机关长芳贺则江大佐。

    所有的机关，都统一受日本华中派遣军最高司令官领导。

    武汉沦陷后，珞珈山成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为了慰藉日军的思乡之情，从日本引种来樱花在武汉大学老斋舍前种植。

    谁料到几十年后，武汉大学的樱花竟然成了一景。

    孟绍原进入武汉，有了胁坂次郎的人加持，自然畅通无阻。

    他也大方，给了一路上负责保护自己的五个日本兵一笔钱，弄到日本兵反而连声向他道谢。

    可孟绍原这才刚刚开始，他带着索菲亚、艾莉森和五个日本兵直奔宪兵汉口队。一到门口，便让那个带队曹长前去报告，说是从咸宁防区来的，请求见到美座时成大佐。

    听说是胁坂次郎那里来的，又是国际记者，担负着确保武汉亲善大会顺利召开重任的美座时成，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将他们接进来。

    “那么，就到这里吧。”孟绍原立刻对那五个日本兵说道：“一路上，辛苦了。”

    “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将来有机会再见。”带队曹长，对着孟绍原深深一个鞠躬。

    孟绍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美座时成很快就会知道。

    来的人，和胁坂次郎的关系很近。

    他不但派出了人亲自护送，而且护送的人还特别的尊重“木村拓哉”。

    汉口宪兵队本部一共分成四个部门。

    负责财政、给养、人事的庶务课；负责警务、交通的警务课；管理日军军纪的司法课；以及负责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大名鼎鼎的特高课。

    孟绍原让索菲亚和艾莉森留在了外面等着，自己单独一个人去见了美座时成。

    “大佐阁下。”一进去，孟绍原立刻说道：“能够在这里见到您，那是我的荣幸。”

    “木村君，辛苦了。”美座时成点了点头：“这次武汉亲善大会的重要性，我想你也知道了，那些国际记者，必须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是的，大佐阁下！”孟绍原紧接着说道：“这次见到您，我有两个请求。第一，是给那两个记者安排一个住处。”

    美座时成拿起电话，很快便办妥了这件事。

    “她们安排好了，我可以说第二件事了。”孟绍原面色严肃：“我请求您让芳贺则江机关长阁下立刻到这里来。”

    “哦，是有什么事吗？”一听说要让另一位负责武汉情报工作的机关长来，美座时成问了一声。

    “大佐阁下，我不必隐瞒什么了。”孟绍原极其认真地说道：“我其实既不叫木村拓哉，也不是什么刘德华，我的真名叫岛本鸣海，代号‘骄阳’，受广州情报机关机关长大冈佐保直接领导，奉命在南京进行深度潜伏，帝国占领南京之后，我随后到达长沙继续潜伏！”

    这是他第二次使用岛本鸣海的身份，前一次是在第一次认识羽原光一的时候！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骄阳”岛本鸣海是真实存在的，他奉命深度潜伏，自由行动，美座时成肯定会去核实他的身份，而得到的结果是真的。

    但除了大冈佐保本人，没谁真的认识岛本鸣海是谁！

    果然，一听到这些话，美座时成立刻重视起来，他再度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我是美座，请立刻请芳贺大佐来我这里。”

    孟绍原知道自己新的表演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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