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贡院为三进院落，大门五楹对开，称为龙门，有鲤鱼跃龙门之意，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下文明”，东门上题“虞门”，西门上题“周俊”。

    越过第二龙门，门内东西两旁有数千木栅制成的房屋，便是举子们答题的号舍了，四周是用荆棘围成的墙，这种草席木板结构的考棚，最怕着火，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然而火势一起这点水就是杯水车薪，形同虚设，因此时有火灾发生。

    正统三年顺天乡试，初试前夜，贡院起火烧毁了试卷和号舍，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一次，则是天顺七年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这场大火举人被烧死了九十余人。

    时任国子监丞的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号，虽然有人因此弹劾于他，一度下狱。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称举人冢。

    直至万历年间，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决定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万历二年三月正式开始施工，万历二年九月正式完工。改建之后一方面增加了建筑面积，号舍四千八百余，耗费四万九千九百余金，另外一方面原先木板房舍改为了砖瓦结构，使防火性能加强，自此贡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未再大修过。

    经历过一番严格的搜检，搜查时军士看到李杰的号牌神情惊诧，十三岁的解元实在少见，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放低搜查要求，还是一视同仁的例行搜检。

    搜检完后李杰迈入贡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颗元代古槐，相传这里是文光射斗牛的地方，所以称之为“文昌槐”，相传此槐与考生的文运有关。所以，基本上路过槐树的考生都会郑重一拜，李杰入乡随俗的向此槐拜了一拜。

    贡院内明远楼位于甬道中央，四周有瞭望楼，至公堂位于贡院北面，东面为监试厅，外帘官们大多居于此地，监试厅东边分别是弥封、受卷、供给三所，西边则是对读、誊录二所，会经堂位于最北面，同考官们便在这里阅卷。

    按照号牌李杰找到了自己号舍，李杰打量了一番考棚，没有明显的破损之处，除了漏风是难免的，倒是不怕漏水，自李杰科举以来运气一直不错，像雨号、臭号从来没有遇到过。

    李杰因为常年习武，虽然现在才刚刚十四岁，但是身形已经不输寻常成年男子了，因此号房对于他来说还是略有狭小，不过为了科考只得忍了，心里暗暗发誓，等到自己掌权时一定提前把张居正的工作给做了，就当是造福广大考生了。

    李杰先是将号房内稍微清理一番，然后取出油布铺在号房顶棚，防止天气下雨打湿了考卷，如果雨水溅到答卷上，卷子不洁，便会判为落卷。李杰如今还做不到内力外放形成气罩，据师傅陈献章说，唯有先天高手方能做到内力外放萦绕周身，达到水火不侵的境界。

    在李杰整理考棚的时间里，四周考棚的考生也陆续的到了，中间倒是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不过大多数举子看到李杰时神色均是吃了一惊，李杰虽然身高如同成人，但是脸上稚气未脱，常人一看便知晓年纪不大。

    像他这个年纪前来参加会试的屈指可数，因为科举考试基本上就是一考定终身，譬如你这次考试中了，到时候殿试位列三甲，那么和一甲二甲的区别可就大了，殿试一甲直入翰林，二甲、三甲进士虽说都可以参加庶吉士考核，但是三甲进士被录取的概率非常低。

    庶吉士隶属于翰林院，选进士之长于文学及书法者充任，自明英宗后有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相当于现在的“储备干部”（真正意义上的），因此庶吉士也号称“储相”，因此能够被选为庶吉士也意味着平步青云的机会大大增加。

    因此，这些考生看到李杰如此年轻便来应考都是十分吃惊，明朝的少年进士不是特别多，究其原因是为了更好的名次，更好的名次也就意味着起点更高，因为一旦会试、殿试被录取了，便没有了第二次考试的机会，大多数神童为了更有把握，往往会延迟一到两届时间参加会试。

    一切准备就绪，李杰静待试卷发放，每个考生的考棚外均有一名军士把守，一人一舍比乡试时更加严苛，太阳慢慢地透过云霞，此时全部考生都已经入院，所有的考棚均已落锁。

    少顷，明远楼那边传来一声雄浑的鼓声，弘治三年庚戌科会试正式开始。

    会试第一场同乡试一样，有三道《四书》题，每道均为两百字以上，四道经义题则每道三百字以上。

    书吏将考卷发放下来后，李杰大致的先扫视一遍，看向第一题四书题写到“春秋无义战”。

    对于李杰这种四书五经烂熟于胸的人来说，一眼望去便知道此题出自《孟子·尽心下》，原文是：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大意就是，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种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诸侯之间是不能够互相讨伐的。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一章的阐释时说：“《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

    朱熹的意思是，《春秋》在记述诸侯之间战争时，历来是立场态度十分鲜明的，那就是讥讽不合礼法，不和道义的战争和罪恶，没有合于道义而加以赞许的情况，“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朱熹例举了召陵之师为例。

    “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的遏制了楚国的北上扩张，从而维护了中原诸国的利益，而且是和平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