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星期二，内容为“华夏信史纪年最新进展”的学术研讨会，在京城准时召开。

    主办单位：科技部。

    协办单位：中科院，中社科院。

    巴罗夫教授带着邀请函，提前进入会场，与一群一贯质疑夏商周的敌意学者，沆瀣一气地扎堆聚在一起，趁着会议开始前的时间，窃窃私语。

    “听说中方最新公开的信息，只是说好像确定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年，别的没说。詹姆斯，你觉得这事儿靠谱么？”

    “最近考古学界的决定性新技术，无非就是ams了。这玩意儿好像是上个月才首次在实战应用中冒出来，原先都只有原理论文，就算中国人是指望ams，也应该达不到这个精度吧。”

    “你们说，中国人上个月帮扶桑人鉴定汉倭国王印的时候，是不是早就处心积虑阴谋好了？肯定是包藏祸心，想让国际社会先承认ams技术的国际公信力！”

    一群人悉悉嗦嗦，说来说去无非是这几个见解。

    最后，巴罗夫教授很有领袖气概地给同侪群臭打气鼓劲：

    “上个月针对扶桑人的进展，说过的话，咱也覆水难收，不能改口。不过，咱就憋着一条底线：在扶桑的时候，咱认可的精度是多高，这次来京城，也卡着那个线承认。

    哪怕中国人改良了机器、提高了精度，咱也绝对一概不承认！就只承认到在扶桑时候承认过的那个尺度！这样中国人就翻不了天了！”

    “这个办法好！”所有心怀鬼胎的教授们，都觉得巴罗夫这个尺度拿捏得不错。

    台上，很快轮到了中科院的一名考古学院士开讲。

    首先的内容，自然是介绍“利簋”这件文物，以及铭文的识别。这些都是早就研究过的，不过原先还没这么高规格地进行国际范围公示过。

    加上这只簋本身，外国学者没摸过，所以听中科院的院士再详细梳理一遍，大家也还是颇有收获。

    讲完簋的来龙去脉与铭文后，下一步就是一名代表一线考古发掘、田野调查的专家，上来讲述c14样本的取样经过。包括对簋身的取样、以及出土地坑原址的周边取样。

    尤其原址取样的过程，是经过严密的筛查、全程都有胶片视频拍摄，确保传承有序，完整确凿，没有掐头去尾剪辑甚至ps造假。

    这些证据链，稍微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导致敌意学者的挑刺。

    正因为很严谨，所以巴罗夫教授只能暂时忍着吐槽喷f的**，等真正遇到破绽的时候再说。

    好不容易，到了最关键的环节。

    前两位主讲人讲完、提问环节也过去之后，轮到顾玩上台了。

    会议厅里，镁光灯扇动，无数摄影师都对着顾玩，准备取材。

    上台的那短短十几步路上，顾玩分明看到了央视一套的新闻连播、焦点芳谈、走近科学……好多节目组，都在那儿拍摄。

    今天这场会议的部分片段，是要上新闻连播等节目的，当然不能疏忽了。

    “……下面，由我来讲解一下本次对利簋的c14取样样本鉴定的最新结果。鄙人顾玩，忝列中央科大原子控制研究所成员之一、汉核科技公司负责人……”

    “……目前最新的ams鉴定技术，年份精度可达到±20年，它相较于传统离心法的主要优势在于以下方面……”

    “……鉴于上述测定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利簋的铸造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070年至1030年之间。对于这一部分，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

    顾玩说完第一部分，顿了一顿。

    巴罗夫教授等人很想反驳，但发现顾玩说得很稳，一点都没有试图超额证明，这就让他们很难受。

    最后，巴罗夫教授还是忍住了。

    不过还是有一两条小鱼小虾作为马前卒探雷兵，试了试水，但都被顾玩谈笑自若化解了。

    “……下面，我们讨论最核心部分，即如何根据上述测年，确定利簋的具体铸造年份、或者说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如铭文所示‘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结合《国语》中……”

    顾玩后面又说了一大段话，就把《国语》里面涉及到“岁”这个字，在作为天文观测结论语境时，代表“木星”的七八处证据，全部罗列了一遍。

    这些内容，是他这几天临时恶补现学的。本来么，应该再找一个古代文献学的社科院院士来专门解读，但是主办方可能觉得那样太繁琐了，加上就那么几段话，所以就临时让顾玩好好练练。

    《国语》里的具体相关内容，足以凑出几百字的文言文，而且是最古朴那种。

    基本上连《诗经》都看不懂的人，这玩意儿也看不懂，所以具体就不写出来水字拖节奏了。

    反正台下那些世界各国的汉学专家、东方历史学家，他们听得懂，就行。

    而且，包括巴罗夫教授在内，好多外国学者，也只是能听懂“岁鼎”两字是什么意思，但并不代表他们“早就知道”。

    因为相关的成果，此前公布出来也没什么历史价值，所以传播范围并不是很广，在外国也就没什么重要性。

    顾玩见这一步又迈过去了，终于开始最后攻坚：“……在确认‘岁鼎’二字在金文时代、这种上下文语境，能够代表‘木星居与中天’的天文星象后，我们结合天文轨迹年表，可以逆推算出如下结论……”

    “……因此，武王伐纣，应当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

    此言说出的瞬间，镁光灯闪动的频次达到了巅峰，国内媒体就等在这儿呢。

    同时，外国学者也普遍开始提问。

    再不质疑就没有点能质疑了，来不及了。

    主办方维持秩序的人，依次把话筒递给提问者。

    “请问对木星星象的观测数据，是如何逆推的？”

    “木星星象的观测结果，应该跟地理位置是相关的，不可能中国范围内、相距数千公里的几个点，同一时刻观测到相同的木星星象。

    而贵方的论证，借助的逆推星象纪年，是来源于《国语》，那么你们有论证过《国语》里提到木星星象的那些片段，具体发生的地理位置是哪里么？《国语》应该也没有记载吧！”

    面对汹涌的提问，顾玩倒是很镇定。

    “木星星象的观测结果，当然是可以按照地理位置的差角逆推计算的。《国语》中提到的这两次木星星象，对应的观测地理位置应该是……”

    “武王伐纣当天的随军星象记载，应该是按照‘牧野之战’发生地的观测结果来记录的。至于‘牧野’的具体位置，我们可以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相关段落，判定位于荷兰纽乡……因此与《国语》中记载的‘岁鼎’的时间差换算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顾玩稀里哗啦引经据典，巴罗夫教授已经有些懵逼了。

    说实话，顾玩的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巴罗夫教授的预料。他原本是打算更早就开始质疑的，只是前面顾玩表现得毫无破绽，让他们无从下口。

    到了最后，已经是不得不质疑了，他才动手。

    事实上，巴罗夫教授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系的专家，对于天文学是不太了解的。

    他只是赌一把，觉得顾玩应该是个原子物理学家，就算稍微懂点历史和考古，肯定也是临阵磨枪恶补的。

    那么，直接质问你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你应该也不是很懂吧？

    世上哪有那么牛逼的通才。

    可顾玩这架势，怎么看都不像是“仅仅只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

    “……你，你说的这些，能算是权威的天文学推导么？恕我直言，你只是一名原子控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这些问题，应该由权威天文学家来解答！”

    这些话，其实已经有些粗鄙没品了。不过，道理倒是让不少在座学者，都深以为然。

    大家只是基于政治正确，不好说出“唯职称论”的错误言论，但骨子里还是觉得野路子没资格说话。

    你特么什么都想解答，会不会太嚣张了？

    然而，顾玩仅仅用一句话就怼回去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否权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理对不对。

    不过如果你们非要纠结也不是不可以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热门提名者，彭齐亚斯教授与皮德罗.威尔逊教授，他们算不算权威的天文学专家？

    他们本人引用我关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最新值的论文，不下三次。其他《自然》/《科学》上的天文学引用，我都懒得提了。如果你对于我回答天文学问题的权威性有质疑，可以稍后去了解一下。”

    巴罗夫彻底傻眼了。

    特么的还让不让人活了！

    跟原子物理学家辩论原子物理！

    跟考古学家辩论考古！

    再跟天文学家辩论天文！

    你是通才还是神？

    说好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呢？

    你这是闻道只有先、术业全部攻吧！

    巴罗夫教授心如死灰的同时，还有几个原先没去扶桑参加过博多的亚太博览会、没有见识过顾玩厉害的送人头学者，继续前赴后继。

    顾玩当然是毫不客气地把这些送人头的全部收下。

    半个小时之后，科技部派来的会议主持官员，宣布研讨会胜利结束。

    然后工作人员安排大伙儿去自助餐。

    顾玩也悄悄闪人，深藏功与名。

    ……

    “小顾同志，你真是不简单呀。”

    会议结束后，回到后台，立刻有一名中社科院的老院士，跑过来跟顾玩握手。

    顾玩也认得对方，这位院士姓秦，刚才也是上台主讲之一，人家是讲历史和文献考据部分的。

    秦院士握着顾玩的手，激动得语不成声：“咱研究先秦历史一辈子了，想的就是把咱中国的历史精确纪年，从前841供核元年，再往前推推。没想到，咱努力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要靠你们搞自然科学的来帮忙。唉，我泱泱华夏，巍巍汉统，自当有3000年精确纪年！

    欧洲信史纪年，原先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引述的最早精确纪年，也不过是梭伦的笔记，能推到公元前900年左右。如今咱从前841年推到前1046，多了205年，可是终于全面超越了！”

    希罗多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写有《历史》。地位跟中国的司马迁差不多，都属于在各自文明内，可以单词成书的开山鼻祖。

    在西方，只写《history》，不写什么history，那就是特指希罗多德的史。

    在东方，只写一个《史》字，不写是什么史，那就是太史公的史。

    至于塔西佗，只能算是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无论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他们在记载欧洲史的时候，最早引用的精确纪年素材，都是来源于古希腊大政治家、雅典史上第一位执政官梭伦的笔记。梭伦本人是公元前600多年的人，但他的精确笔记提到的史事，能比他出生还早两三百年，大约到公元前900年。

    历史上，后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学者，引述“亚特兰蒂斯”等传说文明的存在，也都是参照了梭伦笔记。

    而现在，顾玩这一手新发现，可就把中国史的精确纪年长度，反爆了欧洲史的精确纪年长度。

    至于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记载的其他地区的史料，倒是有纪年更早的。

    但那都是关于埃及人、巴比伦人（在伊拉克）和赫梯人（在土耳其）的历史，而不是希腊等欧洲文明的历史。

    所以，经此一役，中国文明精确信史纪年，超越欧洲文明，至少超越80多年，已经没有悬念。

    不过，顾玩虽然建立了如此殊勋，他却依然很谦退的样子。

    “秦院士，你不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科学。不是真相站在了我们这边，而是我们站在了真相这边。

    我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的基本节操就是为世界的本源和自然法则服务，而不是让宇宙法则为我服务，怎么能贪天之功为己有呢。

    在宇宙的本源法则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学生。”

    秦院士听了这番教诲，顿时觉得有些惭愧。

    “是是是，是我着相了，还是得对我们应该感谢科学，应该庆幸我们站在了科学这边。”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