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大昏君:振兴国势 第三百六十一章 大明的金字红牌
大明帝国的变化,几年前便已开始。
感觉最明显的并不一定是官吏,更有平民百姓,甚至是象五月、赵大宝这样的孤儿。
没有少英院,她(他)们不知道会怎样?而在少英院,她(他)们学习,她(他)们玩耍,她(他)们衣食无忧。
而且,她(他)们知道,少英院是皇帝出钱开办的,她(他)们是极其幸运,能够享受到这样待遇。
她(他)们也知道,现在每个省都有了少英院,是皇家和几大商会共同出资兴建,给无数孤儿提供了庇护,让她(他)们不受饥寒地学习成长。
少英院日常运作的资金,一部分是皇帝拿出的内帑,一部分是商会所出,还有社会上的富豪、士绅、商贾,甚至是平民百姓的捐献。
但这些得到庇护的孤儿们却不知道,皇帝对他们的殷殷期盼。他们的所学,都是皇帝所指定;他们在长大后,将成为皇帝所期待的各种人才。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将迈进一大步。
光是少英院收养的孤儿,当然不够。皇帝正在逐渐地推广,利用赋税上的减免,利用向教育的倾斜投入,打造出更多符合他要求的人才。
一代不行就两代,皇帝自认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也很年轻,以二十年为一代,应该能够撑到那个时候。
唉!算了,赵大宝有赵大宝的想法,或许也是对的。更可贵的是,赵大宝的坚持。
五月很老成地叹了口气,万岁都不干涉,她管那么多干啥。
思绪已解,五月目光又盯上了桌上的蜜饯,咧开小嘴笑了起来。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别看她聪慧远胜常人,却终究是一个孩子。
而大明的所有孩子,都不会再有历史上的战乱和痛苦。尽管他们日后也会有他们的困惑和难关,但那是他们人生不可避免的成长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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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辽,不仅仅是给大明帝国续了命,让臣民欢欣鼓舞,更搬开了皇帝心头的一块大石。尽管在他心里,不只是一块。
而这个年过得,也是皇帝最感轻松舒心的。
以后,他不必再殚心竭虑了。消灭外敌的同时,内部的整肃从没停止过。正是对内部的兴利除弊,才有了以举国之力大战辽东的底气和实力。
现在,对未来的筹划也可以开始放手实施。至于西南的叛乱,只要他一句话,安家就会归降,但他不要。
不仅不接受安氏的归降,对参与到叛乱的土司,皇帝也不准备放过。钱,粮食物资,他不吝啬,但一定要消除后患。
水西,将是大明直接管辖;乌撒,也是一样。还有……
皇帝不是要将水西杀个血流成河,而是不能容忍安氏在归降后,继续享有土司的地位。
说白了,皇帝的目标是安氏,而不是水西的军民。将安氏连根拔起,将叛乱的部众移往湄公、东番、海南……
可他们依然是大明子民,而且将生活得更加自由,更加富裕。除了那些不劳而获的土司、土目,在这场平叛战争中,他们的损失才是最大的。
失去了祖先留下的土地,还有可以世代奴役的民众,甚至是连性命,也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这才是真正的震慑,平辽之后给皇帝带来的底气。而武器装备的犀利,战力的提升,明军已经今非昔比。
尽管还不是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的时候,但削弱土司的策略已经开始实施。
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削弱国内土司实力,却增强其在境外的存在。
比如平叛之后,精兵强将入滇,整顿云南官场的同时,也做好向缅甸东吁王朝开战的准备。
而明军并不是战争中的唯一力量,联合各家土司之兵,争夺境外的土地和资源,才是一石二鸟的好计策。
这与在湄公省设立土司是差不多的手段,让国内土司分枝开叶,无形中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力分而散,力聚则强,这个道理,皇帝明白,别人未必清楚。就是想得清楚,又有几个能抵御住诱惑,只守在固定的一亩三分地上呢?
将可能叛乱的力量向外引,使其分散,一旦进行强力的改土归流,阻力便大大减小,更可以个个击破,分而制之。
皇帝收起了有关云南方面的情报,按捺下心中急切,思索了半晌,命宫人宣王三善明日入宫觐见。
沐家坐镇昆明,云南巡抚则在楚雄,不在一座城内,冲突也就少。
皇帝虽然要等平定奢安之乱后再向云南派出大军,将云南的军政大权收归朝廷,结束沐家世镇云南的历史。
但现在的云南巡抚却不令人满意,而王三善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只是年龄偏大。
在皇帝心里,最佳的人选是正指挥平叛的傅宗龙。可平叛已经接近尾声,他不想功亏一篑,只好退而求其次。
皇帝又写密旨,派人送走,命傅宗龙挑选五千精兵强将,护送王三善入滇。这五千精锐,既是护送,又是重整滇省军队的教导队。
西南土司众多,而云南的土司既多,势力也大,情况也更特殊。
“凡百夷聚居区,都设土司”,直到正统年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
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泰国北部和老挝的中部,皆“滇中可以调遣者”。
嘉靖十年以后,莽瑞体建立东吁王朝。随着明朝国力式衰,东吁王朝日渐强大,明属三宣六慰土司纷纷归附东吁王朝。
皇帝忙完了公务,沉思半晌,从御书案的抽屉内取出了金字红牌,端详着、抚摸着,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金字红牌是由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信符与金字红牌的制度,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但是,明末逐渐放松了这一制度的执行,乃至基本放弃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西南边疆的贯彻。
万历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没有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的记载,这等于明朝统治者放弃这一边疆管理制度。
而缅甸则步步进逼,甚至学习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派出使者,伸出援手,为弱小的外边政区土司排忧解难,导致弱小的外边政区在得不到明朝支持的情况下,纷纷倒向缅甸。
金字红牌!皇帝的目中闪现寒意,已经决心重拾此制度,重现大明国势强盛时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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