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成化、弘治年间起，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

    想做秀才可不容易，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道试，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搭。

    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每次考试的规矩都不同，内容也有少许变化，道试需要考《五经》题目。

    通过府试可称“童生”；通过道试可补“生员”，即为“进学”，俗称“秀才”。

    在文章锦绣之地，仅一次府试，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参加。

    嗯，以上这些，都跟王渊无关！

    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

    据姜准的《歧海琐谈》记载，在弘治、正德年间，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考官随便出个上联，对出下联就能通过。或者是背诵经义，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稍难一些的考八股，都不用把文章写完，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

    咱宋公子当年考秀才，都没有惊动按察使（兼职副提学官）。他爹一个小土司，就能当主考官（仅限贵竹司），而且只出了一道题，那便是——写对联！

    宋公子的对联写得不错，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

    按察使又让宋公子背课文，哇，课文背得好流利，此子真神童也，妥妥的秀才！

    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

    说白了，腐败而已。

    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都是这样随性妄为，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因此朝廷才开始改革，到弘治皇帝的时候，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

    于是，席书来了！

    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等于无人管理贵州教育事务。

    朝廷派席书担任贵州专职副提学官，那是寄予厚望的，务必要在贵州落实朝廷的童子试政策。

    耗费两年时间，席书终于破局，这次亲自组织考试。

    对贵州城的学童而言，今年的县试好难啊！

    “喂，你听说没有，今年县试要考八股。”

    “真的？不是只默写经义吗？”

    “又要默写经义，又要作八股！”

    “那怎么办？我还没学过制文呢，早知道去年就来考了！”

    “别慌，听说八股文只考破题。”

    “破题我也不会啊，这玩意儿怎么破？”

    “……”

    你看，在贵州考童生多难，贵州的学童们多可怜——江南学童听了想打人。

    王渊和刘耀祖提着考箱，刚到司学门口，就听到阵阵议论声。

    刘耀祖顿时紧张起来：“王二，我也刚学作八股，这次怕是不能进学了。”

    “没事，”王渊安慰道，“今年不行，那就明年再来，反正你还没把四书吃透。”

    “嘎！”

    沉沉的司学大门被推开，一个官差踏出门槛，宣布道：“提学副使有令，今岁贵竹司、中曹司、龙里司、扎佐司、贵州卫、贵州前卫……各司学、卫学、社学、私学之学童，县试与府试合而为一，考试优异者直接进学，四月与贵州诸童生参加道试！”

    好嘛，前两天已经进行了考生登记，今天就要正式开考。结果突然宣布，两次考试并为一次，咱们这位提学副使不按套路出牌啊。

    主要是不想应付卫所的军官，特别是汤家，其始祖为汤和之子、征南将军汤永慕。

    今天就把童生敲定下来，一场考试完事儿，免得汤家跑来走后门说情。

    此举明显是乱来，但无所谓。

    这场考试从头到尾都不守规矩，也不差这一遭了。县试本该知县当主考官，放在贵州就是小土司当主考官，席书硬要把贵州城附近的学童都叫来一起考，他身为提学副使居然亲自主持县试。

    全乱套了！

    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防止土司徇私舞弊。

    一个脸上有数道鞭痕，额头发肿的学童，无比紧张道：“大哥，你说我如果落榜了，那个女人会不会把我打死？”

    “什么那个女人？”学童身边的少年责怪道，“即为后母，便当尊敬！”

    学童捂着发肿的额头，嘀咕道：“好几次把我打得半死，你让我怎么尊敬她？”

    少年名叫汤冔，汤和后代，司学生员。

    学童名叫汤邦，是汤冔的二弟。

    他们的生母很早就过世，继母严氏凶残蛮横，动辄对其棍打鞭抽。历史上，二弟汤邦、三弟汤鼎，全都被继母打得逃离家族，只剩汤冔顽强活到成年，并且最终考上进士。

    为什么要提汤冔？

    这个少年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大弟子！

    “汤邦，贵州卫世袭军户子弟……保人陈纲，贵州宣慰司学生员……”

    汤冔拍拍二弟的肩膀：“进去吧，你肯定能进学！”

    “王渊，贵竹司农户子弟……保人宋际，贵州宣慰司学生员……”

    王渊提着考箱，紧跟在汤邦身后，宋公子也适时出现。

    很快轮到王渊，两名吏员确认其身份，又比对了宋际的相貌描述，这才给他搜身和检查考箱，宣布说：“并无夹带。”

    王渊提着考箱进入考场，而作为保人的宋公子，则撤回到台阶旁边。

    台阶之上，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正大马金刀坐着镇场子。身边还站着沈师爷，以及另一个中年儒生。

    “慰堂兄，刚才那孩童，便是你的亲传弟子？”中年儒生笑问。

    沈复璁说道：“此子天资聪慧，以吾之微薄才学，只能勉强当他的蒙师。”

    席书有些惊讶：“该是何等聪敏，才能让慰堂自谦至此耶！”

    “容禀，”沈复璁拱手欠身，“此子虽非过目不忘，但三日习得《三字经》，七日习得《千字文》，二十一日掌握《小四书》，三十六日默诵《四书》，半年不到已领会《四书集注》。”

    席书并不怀疑沈师爷之言，因为这种事没必要说谎。他笑道：“若真如此，待得道试之后，吾亲自为其业师亦可。”

    沈复璁连忙说：“那是他的大造化！”

    《四书》没那么可怕，四本书加起来才多少字啊？比背六级英语单词容易多了。

    拿《大学》来举例，一篇散文而已，高中生用两天时间就能背诵。古代考生每日复习一遍，三个月下来，就能对《大学》内容形成条件反射，你便是想忘都忘不掉！

    真正可怕的是《四书集注》，朱熹老先生害人不浅。

    只能按照朱熹的批注去理解四书，只能按照这种理解去作八股文，把读书人的思想都给框死了。就像沈师爷喜欢看杂书，考举人的时候经常脱纲，一不小心就跟朱熹批注相悖，连续考了三次乡试都光荣落榜。

    有时候朱熹突然脑抽，给出的批注很刁钻，你也得跟着他脑抽才行。

    王渊学《四书集注》就更痛苦，因为他有着现代人的灵魂。他并不认同朱熹的某些思想，却必须强迫自己背下来，而且还要拿这些内容去写八股文。

    如此学习方式，王渊担心自己会被搞成精神分裂。

    考场在贵州宣慰司学之内，从教室、过道至院坝，到处都摆着考桌。

    席书对学童们很关照，居然把桌凳都准备好了，放在过去必须自己携带。

    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某些州县太穷，桌椅都得考生自带。许多乡下来的考生，只能在城里借用或租用，实在租借不到干净桌子，连卖肉的案板都给搬进考场。

    一首《竹枝词》送给明清两朝的广大考生：“国家考试太堂皇，多少书生坐大堂。油板扛来当试案，考完衣服油光光。”

    王渊选了一个檐下座位，贵州气象复杂，避免突然下雨被淋湿。

    等考生点名完毕，席书也把椅子搬进来，坐在堂前亲自督考。他对吏员说：“开始发卷！”

    好嘛，席提学果然气派。

    以前贵州城考县试，都把题目写在木板上，让考生用自带的纸抄下来，这回连考卷都准备好了。

    考场里大概有近百位学童，拿到题目的瞬间，顿时响起一片哀嚎之声。

    果然要考八股，他们以前都是对对联、默写课文的。

    好在席书还留有余地，考虑到贵州学童的情况，他一共出了三道题：对对联，写课文，作八股（只需破题）。

    换成江南那边，谁考你对联啊，直接就是两篇完整的八股文。

    第一题：对对联，上联是：一门父子三词客。

    早就被用烂的上联，稍微有点文学常识，便知道讲的是苏门三父子。

    王渊顺手在草稿纸上写出下联：千古文章八大家。

    这属于标准答案，你也可以写其他内容，但肯定没有这个下联贴切。

    好简单的题啊，可现场学童们，竟有一大半在抓耳挠腮，他们估计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即便《三字经》里就有苏轼他爹的事迹。

    第二题：默写课文，考的是《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那段，完整无错默写出来就能得分。

    第三题：生财有大道。（破题即可）

    这种八股文属于“小题”，别说恶心人的截搭题了，它的难度连普通题都不如，平时都用来给小孩子练手玩的。

    王渊略微思索，便在稿纸上写出破题内容：“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

    好了，全部搞定，剩下的就是抄在答题纸上。

    一刻钟不到，交卷。

    这估计是所有穿越者中，交卷最快的县试，而且还县试、府试二合一，考完之后直接进学做童生。

    见王渊交卷，其他考生都傻了。

    甚至有考生，在领到试卷之后才研墨，一边研墨一边思考答案，此刻都还没把墨给磨匀呢。

    （PS:王守仁在弘治十五年就自称“阳明子”了，练气功修道时改的道号，叫他王阳明没毛病。对了，他还有个兄弟叫王守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