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这个春节，宁卫民无论与那位第五代导演，还是与未来的影帝的初次谋面，都谈不上有多投缘。

    但也不能因此就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

    哪怕众所周知，从长期来看看，演艺行业确实是一艘贼船。

    是充满了谄媚市侩，投机钻营，捧高踩低，趋炎附势的名利场。

    但毕竟国内的情况还是有点特殊性的。

    反正这个时代，国内演艺圈相对于外面的世界就要干净得多。

    水面之下的藏污纳垢，还远未到惨不忍睹的程度。

    哪怕下一代新人，也不全是功利熏心，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总觉着自己比谁都聪明的主儿。

    同样还有许多始终保持着赤诚和本心，真正有艺术追求的人

    尤其是搞前卫艺术的，在这些人里就更显得纯粹而执着。

    像未来的国内摇滚教父——崔建，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宁卫民也是和崔建好好聊过，他才知道在自己出国之后，崔建身上到底发生了多少倒霉的事儿。

    明白了这个“国内摇滚之父”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敢情1985年的年底，崔建个人专辑《浪子行》和《七合板合集》先后发行上市，但无不遭遇惨败。

    发行这两盘专辑音像出版社是为了挣钱的，对他们的态度也就迅速冷却。

    说白了，机会只有一次。

    这种市场反应，还想再发新专辑，基本没戏。

    偏偏这个时候，崔建他们几个私自演出，在马克西姆天天唱外国歌的事儿，也被人捅了出来。

    于是他们各自归属的京城歌舞团和京城交响乐团也迅速反应，对他们做出了严肃处理。

    不但没收了他们的乐器，要他们向团里缴纳罚款。

    同时也勒令他们马上停止私下演出，离开马克西姆餐厅，回家写检查。

    这样一来，七合板乐队就不免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了。

    大多数成员都心灰意冷，也舍不得乐团编制。

    所以商量来商量去，“七合板乐队”就地解散，不复存在。

    唯有崔建死活都不想“改邪归正”。

    他舍不得在马克西姆餐厅度过的那些鼓琴激烈，嚎着歌儿直到天明的日子。

    于是根本未跟家人商量，他就不管不顾辞了乐团的工作。

    俨然成了一个一条路要走到黑的杠头了。

    崔建的父母知道后除了伤心也无比纳闷，觉得人还真是奇怪。

    除了吃饭，居然还要什么思想自由？

    但也是因为这样，在七合板乐队正式解散之后，崔建终于化茧成蝶，找着音乐上的感觉了。

    别看崔建身边唯有恋人宋晓红还在坚定地支持他。

    但尝尽了人间冷暖，满怀愤怒和迷茫下，创作灵感却如泉涌。

    就像得了天启似的，这小子一连创作出了好几首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原创歌曲。

    《一块红布》、《一无所有》、《从头再来》、《花房姑娘》，这些属于华夏最早的原生摇滚经典之作，先后横空出世。

    这一切来得格外迅速，就犹如闪电划破夜空。

    用崔建自己的话来说，“就跟爱情来电一样，这是本能，我压根就控制不了。”

    而这也恰恰正是令宁卫民感动的原因。

    因为他发现华夏的原生摇滚，并不是徒有其表，只为表达愤怒和叛逆的“杀马特”，而是充斥着人生感悟的哲学诗歌。

    崔建的作品，压根不是什么写出来的歌，不是一字一句去拼凑的。

    而是他经历了太对挫折，心口积压了特别多东西，最后生生憋出来的，能直击人灵魂深处的呐喊！

    所以曾经令华语圈里无数乐迷和无数音乐人似乎也想不通的问题，被宁卫民在无意中破解了。

    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华人的地方，不缺资讯、不缺资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么就没有诞生像样的华语摇滚？

    为什么偏偏是当时各方面条件都相对落后的京城？

    答桉是因为越缺什么，人们才越想要什么。

    华夏摇滚乐，纯粹就是无比艰难条件下，一个迷恋音乐的奇才用满腔热情和超前意识孕育出来的孩子！

    所以才会这么有生命力！

    宁卫民也没废话，只凭崔建为自己录的一盘小样磁带，听了其中两首歌，他就发出真挚邀请。

    “牛！真牛！我觉得这些歌儿可以了！崔，跟我去日本吧。我说话算话，国内条件不行，我就去东京给你找最好的乐队。然后咱们编曲，进棚，录歌，出专辑。晓红也陪你一起去。哎，你的《浪子行》不是卖的不好吗？那我全买断，再给你一万安家费，解你后顾之忧。怎么样？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你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不用说，这番伯乐的赏识让崔建和宋晓红这一对情侣，都激动得几乎喜极而泣。

    只可惜，忒不凑巧的是，宋晓红实在是走不开啊。

    因为春节之后，她就要在母亲宋华桂的安排下，进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剧组当美工，跟外国人去学习剧装设计和制作了。

    宁卫民当然是知道这部电影份量的。

    中、英、法、意四国合拍，特批在故宫进行实地拍摄。

    投资庞大，题材特殊，从拍摄计划确定的那一天起，这部传记题材的电影就注定会备受瞩目，完全可以视为华夏影视人开始步入世界影坛的象征。

    何况这部电影公映后也确实在国际获奖无数，还造就了第一位获得金球奖的华人影帝尊龙。

    那不用说，谁能在这部戏里混个名额，对于以后涉足影视行业可是光鲜亮丽的一份资历。

    别人且不说，就那个让宁卫民一见面就不待见的第五代导演，千方百计挤进去。

    也就拿到了一个故宫看门军官的角色。

    总共就一句台词不说，说的时候还得撅着屁股给人下跪。

    你想想，这部电影是有多牛？

    宋晓红能挂名进去，而且从始至终参与制作，又是个什么劲头儿？

    宁卫民自然能体谅宋华桂为女儿前程铺路的一片苦心。

    也就不好再劝有心在正对拍电影感兴趣的宋晓红为了陪着崔建去日本，平白放弃这个实在难得机会了。

    不过转念一想，也有一样额外的好处。

    既然宋晓红去剧组参与剧装制作，那这戏装和道具，他要弄到手岂不是方便了许多？

    于是宁卫民就跟宋晓红提出，希望她有机会能帮忙牵个线，或者找负责人帮忙提一提，询个价格。

    他说在电影拍摄完毕后，自己希望可以买下剧中的全部服装和道具。

    你瞧，要不说呢，人的脑子是干什么用的？

    宁卫民这个人，他还就有这个本事。

    连花钱的事儿到他这儿都能变成赚钱的，随时都能找着便宜占。

    无独有偶，这个时候和崔建的境遇相差不多的还有一位，和宁卫民也挺熟。

    只不过这主儿不是搞音乐的，是电影圈子里的。

    而且绝对不是寂寂无名之辈，早已成名多时。

    谁啊？

    陈培斯。

    虽然凭着这几年春晚的精彩演出，这位“陈小二”和朱时茂搭档的CP，已经家喻户晓，红遍大江南北。

    甚至凭借一己之力，带红了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品”这种表演形式，开辟了一个小品的新时代。

    让许多原本平平无奇，要貌没貌，不能唱不会跳，还说不了相声的人，都因为他找到了出路。

    按一般人的想象，这样的事业成就算得上功成名就了，搁谁身上不都得美得冒泡，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吗？

    可实际上呢？

    说出来或许有人不信。

    这对于陈培斯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为这年头的明星，实在不大容易把流量变现，基本上只有走穴一途。

    而且表演小品于陈培斯也仅仅是捎带手的副业而已。

    他毕竟是个电影演员，而且还是个挺有想法，挺有追求，挺有抱负的喜剧电影演员。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能拍摄一部影响力类似于日本《寅次郎的故事》那样的，如实反应平民百姓生活的系列喜剧。

    可惜由于国内客观现状的种种限制，偏偏在电影主业的进展上，他处处碰壁，深感施展不开手脚的痛苦。

    没错，《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与子》，确实是在陈老爷子拍桌子瞪眼下拿到了“准生证”。

    也靠着宁卫民大方的资助，顺利拍摄完毕了，而且很快就可以上映了。

    但问题是，这只是一锤子买卖，并非长久之计啊。

    电影局这次收购《父与子》纯属无奈，同时还下了“下不为例”的警告。

    所以陈培斯已经创作出来的第二部续集的剧本，肯定就没法再靠父亲的面子继续拍摄了。

    他还得再去求人，想方设法给他的第二部电影再要一个“准生证”来。

    而他偏偏是个不善于交际，也不会求人的人，让他去走衙门口盖章太难了。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一直到1985年的年底，陈培斯也没跑出什么眉目。

    倒是与他参与一同创作的编剧，在东北那噶有关系，专为此事找到了“长影厂”。

    只是“长影厂”尽管觉得剧本有潜力，表示同意接拍。

    但却又否定了父子搭档的这种陈氏喜剧的独有模式。

    他们那边的创作意识还比较守旧，要求电影必须展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说不能以喜剧人物为主角，一定要是一个正面的人物。

    因此决定要把剧本改成政宣剧，连电影也要改名叫《嘿，哥们》。

    这样，陈培斯便面临着一个怎么都窝心的艰难选择。

    到底是要让自己的心血彻底白费？

    还是把“孩子”送给别人，由着人家去任意打扮？

    更没想到的是，在元旦之后，就连“八一厂”都开始给陈培斯施加压力了。

    说今后不许他在外面折腾了，要求他好好专注本职工作。

    结果陈培斯的处理方式和他所扮演的“二子”完全不同，特别直眉瞪眼，直截了当。

    一点弯儿都没带拐的，就主动扔了铁饭碗，连授衔和分房的名额都不要了，毅然决然从“八一厂”转业。

    甚至为了坚持喜剧的理想，就连当初录取他的“田阿姨”劝他回心转意，他都没动摇。

    只是父亲虽然理解他，可家里的媳妇却不干呢。

    老婆哭了好几天了，说他是“名满天下却身无片瓦”，很为今后家里的日子发愁。

    这下陈培斯倒是有点含湖了。

    因为虽说他不拍电影的时候，闲下来能靠着“走穴”捞几个钱，可毕竟这份外快不稳定。

    而且一直负责组织演出的“大猫儿”年前都挨批了，听说上面有声音要求严肃处理刘晓芩。

    要是连她都折了，那这事儿今后还能不能干，能干多久也就说不准了。

    陈培斯不能不怕，他都没工作了，已经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啦。

    总不好再让一家老小为自己担惊受怕吧？

    所以刘晓芩联系他去天坛公园挣外快的事儿，他哪儿敢答应啊？直接给推了。

    嘴上说是不稀罕，可实际上是害怕给家里惹事，怕带给妻子更多的担心。

    可当他再从给他拜年的刘晓芩嘴里，听说宁卫民已经回到京城的消息，那又不一样了。

    因为有愧于心啊。

    陈培斯当然知道天坛游园会是宁卫民操持起来的。

    他有坎儿的时候，人家那么帮忙。

    现在轮到他了，却一推六二五，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琢磨来琢磨去，实在怕宁卫民误会，就想要见个面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

    要说还幸好，现在宁卫民不管这档子事儿了，否则他还真没脸见这个面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陈培斯也想要当面和宁卫民交接清楚了，那就是钱财之事。

    实际上去年宁卫民给《父与子》那部电影凑上的四十万，陈培斯就没花了。

    拍摄实打实的只花了二十六七万。

    偏偏宁卫民交代他买套四合院，用于长期拍摄的事儿，他又没时间去办。

    如今面对这前途未卜的情况，他甚至都不知道这院子是该买不该买了。

    他总不能还不知道下一部电影能不能获批生产，就刨个大坑，让宁卫民跳下去吧？

    于是没别的，陈培斯也只能硬着头皮约见宁卫民，把自己的处境解释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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