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刘婶比较勤俭持家，一条一条的把小鲫鱼收拾干净，又去买了几斤咸菜疙瘩切成片垫在锅底，全给弄成了焖酥鱼。

    味道很好，可惜不能顿顿吃，洪涛干脆也大方一次，让刘婶以她个人的名义拿去送给街坊邻居，送谁不送谁随意，也算物尽其用了。

    “老刘，中午抽点时间过来一趟呗，哥们我这趟进村扫荡收获大大滴，冰柜里都快塞不下了，正好去看看咱叔咱婶。”

    这笔账洪涛已经写在了小本子上，早晚要让王雅静偿还，不急于一时。眼看春节将至，自己拉回来的年货数量挺多，是该走动走动了。

    “靠，你还想的起来啊，我们家都快打成热窑了。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可不想回去挨白眼儿！”不承想刘文宇非但没对提着猪头、上赶着登门的洪涛感恩戴德，还很不耐烦。

    “不是吧，有什么大事儿不能过完节再聊，难道是咱叔有了外遇？”洪涛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仇人不多朋友也少，除了性格有点冷之外，这张破嘴才是罪魁祸首。能抗住他随时随刻喷毒的人太稀罕了，关系越近毒液越毒。

    “你有大爷吗？”刘文宇真够哥们，这么说都不带急眼的。

    “咱叔要是乐意，我改口叫大爷也成……哎，我X，敢挂我电话……事儿有点大啊，不会真让我说中了吧？”要是放在往常，哥俩能在电话里就谁是谁大爷掰扯十分钟，但今天的刘文宇很反常，台词都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这让洪涛对事情的严重性有了初步判断，但仍旧没提起足够的重视。这老两口是非常标准的新中国同龄人，从出生到退休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连谈恋爱结婚都是组织上安排的，既没有惊喜也没有起落，彻彻底底的应了那句话：平淡是真！

    刘文宇的父亲是当兵的出身，转业后分配到了街道办事处，继续战斗在基层，也继续是基层干部，街道办事处主任。

    处级在京城里不算啥官，但这个职务的权力很大，不用刻意经营，只要顺势而为就能让家庭和个人获益满满。可刘文宇半点光也没沾上，这时候就得说但是了。

    老刘同志不愧从小就受党的熏陶，参军之后又光荣入党，连媳妇带工作都是党给的，他也用大半辈子的坚持回报了党的养育，除了工资之外一根夜草也不吃。

    真不是替朋友的父亲吹，洪涛自打上初中认识刘文宇，一直到初二才被迫知道他爹是办事处主任。从言谈举止到吃喝住行，从这位同学身上看不到有半点特殊，家里的日子过的好像还没自己家滋润呢。

    为啥说是被迫呢，这又是个可以回味的小故事。那一年暑假里洪涛突发奇想，打算像父亲学校里的大学生那样来个勤工俭学，追追时髦。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一合计，得，干脆就摆个冷饮摊吧，刘文宇就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代的冷饮摊和西瓜摊一样都属于暴利产业，冷饮摊更是投资少见效快的典范，只要有辆三轮车就能开业。

    先去北海旁边的冰库里花七块多钱买一块三十公分厚，一米长的大冰块，往三轮车上一放，再到各区的副食品公司冷库批发几箱北冰洋汽水，小钱钱就能滚滚而来了。

    当然了，想多挣钱就得找个人员流动大的地点摆摊，不能说弄到三环路旁边去，那样冰块全化光也卖不出几瓶。

    洪涛几个人也没往远处跑，学校附近就有这样的地方，新街口豁口地铁站！这里不光人流量大，还算守着家门口，很符合初中生色大胆小的本质，离家太远就怂了。

    要不说年轻人做事往往都是眼高手低呢，不是想象力不够，也不是不能吃苦，而是社会经验太少。平时看到的都是表象，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一旦要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就说摆摊卖汽水吧，如果换成现在的洪涛，借三轮车、买冰块都不急，第一步就该去当地管理部门探探底，或者找个业内人士聊聊。

    不能说看到别人摆摊挣钱，就觉得自己去也同样挣钱。如果钱都这么容易挣，那满街都该是汽水摊，怎么可能轮到自己呢？

    头一天的摆摊时光很欢乐，确实是躺着挣钱，只要不怕晒，汽水就没卖不出的时候。四箱存货都没过中午就见底了，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再去一箱一箱往回拉拉。

    傍晚收摊之后，几个小伙伴买盒希尔顿，去西安饭庄里来顿羊肉泡馍，吃的满嘴流油，还能每个人再分三四块钱纯利。

    哥几个这叫一个美啊，纷纷夸洪涛有眼光，这要是能干上大半个假期，下个学期的烟钱就有了，看个夜场啥的也就不用四处找女同学借了，甚至还能买张演唱会的门票，如果有蹲票的话，能买三张！

    但第二天有个叫社会的孙子就抡圆了大巴掌，把这几个喜不自禁的秃小子给抽晕了。刚出摊没两个小时，就来了几个戴红箍的，连三轮车带汽水全给抄走了！

    别看这几个坏小子在学校里天不怕地不怕的，时不时还能跟着大孩子去街上打打架，好像早就认识了社会。但和真正的社会人比起来，教导处主任都是天使，此时除了大眼瞪小眼之外，屁办法也没有。

    洪涛的麻烦更大，三轮车是他和姥姥家的邻居借的，这要是还不回去肯定得赔。一辆三轮车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讲也是个大件儿，父母两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见得够。

    这时候刘文宇终于说实话了，说他爹就在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上班，那几个戴红箍的也正是办事处的。至于说当时为啥不提他爹的名号，他也说了，三个字，怕挨揍！另外刘文宇还说了，即便找到他爹可能也要不回来，可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去试试，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嘛，这顿揍他就准备挨上了。

    病急乱投医，洪涛也顾不上让家长和学校知道的问题了，自告奋勇，孤身一个人走进了那个听上去挺陌生的衙门口。当时想的还挺美，准备再把学校里对付老师的那套祭出来，先诚恳认错，然后深刻检讨，能把三轮车要回来就成。

    老刘同志亲自接待了洪涛，批评教育了一顿之后三轮车要回来了，同时也挺仗义，真的没向学校和家长告状，但刘文宇这顿揍算是挨上了，据说笤帚把都打断了。

    很久以后洪涛才知道，三轮车不是一句话就拿回来的，老刘同志自己掏了五十块钱罚款，更没和同事提那是他儿子同学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儿子去摆摊很丢人，宁可花钱也不愿意让同事知道。

    至于说干这个能不能挣钱，真不在是他想考虑的，他的脑子里恐怕也没有钱多就是成功的念头，不是装没有，是真没有。

    在当时的社会里，这种人还是不少的，各部门都有。但很快他们就被时代抛弃了，拿着退休工资，看着后辈大把大把捞钱，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就拿刘文宇举例吧，如果老刘现在还在主任的位置上，思想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儿子开个餐馆还用和外人借钱吗？

    其实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刘文宇根本就看不上小餐馆了。他有大把机会能用更省力气的方式去赚更多钱，甚至都不用老刘同志帮多大忙，只要能睁只眼闭只眼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