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朔望朝，刘弘的御驾回到久违的宣室殿，举行这次略有些特殊的朔望朝。

    按道理来说，朔望朝‘凡在京六百石以上、爵关内侯以上者俱与会’的特性，注定了其会议性质——大放嘴炮，聊些虚无缥缈的礼教，以及类似‘请陛下重礼教’‘请陛下重孝道’的键盘政治会议。

    但在刘弘逐步掌权之后，刘弘有意无意的引导，以及接连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下，汉室的朔望朝，已经逐渐脱离其‘嘴炮大会’得本质，而是向着重大决策发布会的方向迈进。

    这就使得原本轻松惬意，朝臣勋贵与同僚笑谈几句，低级官僚和透明侯爵在皇帝眼前混个脸熟，找点存在感的会议氛围，逐渐变的更为严肃。

    拿今天的朔望朝来说，撇开那些计划外的偶然因素，以及例行的‘请陛下巴拉巴拉’的嘴炮环节，光是已经列入朝会议程的内容，就已经足够将这场清晨开始的朝会，拖到日暮才结束。

    摸摸稍凸起的腹部，刘弘清了清嗓，便照例开启了朔望朝的程序：“谚曰：偏听则信，兼听则明。”

    “今日朔望朝，还请诸公卿曹畅所欲言，直言吾汉家朝政失当、谬误，亦或遗漏之处，朕当躬闻，以正视听。”

    殿内众人自是大礼参拜：“今陛下广开言路，以正朝纲，实天下之大幸···”

    紧接着，就是身为‘亚相’的御史大夫张苍出班，代替今日告病的陈平发言：“御史大夫臣苍昧死百拜，以奏陛下：夕太祖高皇帝广授民田爵，以彰劝耕之意；吾汉家以农为本，亦乃太祖高皇帝底定之国本。”

    “今时值初春，春耕将近，然民多荒废田亩，以商贾末业牟利，市集吏亦无所作为，坐视民以农籍行商贾事；长此以往，臣恐动摇国本，民风向恶。”

    对于张苍所言，刘弘自是早有腹稿——正常情况下?无论是朔望朝?还是常朝所提出的内容，实际上都很少有大臣一拍脑袋?就直接摆在皇帝或朝堂面前的。

    就像今天?张苍重提汉室‘重本若末，以正民风’的国策?实际上早在几日前，就已经以书面形式汇报过刘弘?并得到了首肯。

    至于为什么要在如今这种内忧外患聚集?政局不稳的时间点，提出这样一个有些嘴炮性质的言论，则是因为开春之后，长安乃至于整个关中?都掀起了一阵歪风！

    关中粮价?自然是在刘弘的经济+专政的双重威胁中稳定下来，但之后的专项统计，却让朝堂为之默然——饶是已有心理准备的刘弘，也是被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刺痛了眼睛。

    在内吏以及御史大夫采风团双重统计下，关中此次粮价鼎沸?直接导致了至少一万关中百姓死亡！

    这还不是主要的——在汉室如今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下，被活活饿死的概率实际上很低；就算委身为奴?也不至于被饿死。

    真正让刘弘心如刀绞的，正是那些相对聪明?为了活命而将自己卖为奴隶的人——从冬十月到春二月初一，短短四个月之内?内史的户籍当中?就有超过三万户自耕农消失！

    仅仅是一次时长不超过两个月的‘粮荒’?就让老刘家的基本盘：关中，失去了将近三十分之一的铁杆拥护者——自耕农阶级！

    换而言之，只要这样的事件再发生三十次，理论上，老刘家就将失去整个关中的拥护！

    实际上，根本不用三十次——只要再有三到四次，关中出现超过一成的农户破产为奴的局面，刘汉政权的根基就将被动摇！

    这让刘弘辗转无眠，即便是在匈奴使团将至之时，都寝食难安。

    紧接着，御史大夫属下的采风团，就从关中各地带回了一则让刘弘更紧张的消息：关中市井多言：耕作一岁，去税赋口粮，所得不过粟米百石，折钱不足万；粮价一朝鼎沸，民一年之所得，易粮者不过二十石！

    然做工，男子日得钱五十，食宿勿钱，年可得钱逾二万；一户五口，年得钱十万，一朝而为中产之家！

    这让刘弘顿时高度警惕起来——这种言论，在民间的认可度还不低！

    到这时，刘弘才意识到：关中这次粮价动荡，只怕在原本的历史上也同样发生过。

    因为文帝登基第一时间，任命宋昌、张武等亲信掌控宫禁之后，紧接着就下达了‘许民弛山泽’令！

    而后的几十年，底层百姓因为山川的开放而保障了基本生活，逐渐富庶；更是有数之不尽的豪商巨贾，借着《许民弛山泽令》的附属条款：《废关税令》，而得到蓬勃发展。

    关东诸侯，如吴王刘濞者，更是借此烧山开铜以铸钱，将原本边地沼池的吴地，开发成了景帝朝时富甲天下，财富仅次于齐国的富庶之地。

    刘弘原本以为，历史上的文帝，是想在登基之后得到百姓拥护，确保自己皇位的稳定，才下达了这个看似惠及底层百姓，实则利及地方豪强、关东诸侯的律令。

    现在来看，倒是刘弘小瞧古人的智慧了——对《许民弛山泽令》所能造成的结果，历史上的文帝只怕知之甚详！

    但最终，文帝还是做出了这个明显弊大于利的举动，究其原因，刘弘如今面临的局面，或许就可以解答。

    ——如果刘弘所料未差，历史上刘恒即位之后，关中同样发生了粮价的波动，而如今汉室出现的‘农不如贾’之言论，只怕在历史上也同样摆在了刘恒面前。

    面对关中百姓的不满、王刘襄为首的关东诸侯对刘恒继承皇位的不服，以及朝堂权臣掌权，边墙外豺狼环伺的局面，刘恒最终选择以《许民弛山泽令》来稳住关中百姓，废除关税收买地方豪强，以开矿权堵住关东诸侯的嘴，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了针对陈平、周勃等权臣的政治博弈之上。

    按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刘恒的决定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无疑算得上明智——在绊倒权臣势力之后，刘恒以起帝陵的名义，广迁天下地方豪强入关中，将野蛮生长十数年的豪商巨贾一镰刀割走！

    因为开矿权而富庶强大，并逐步呈现反状的关东诸侯，刘恒则没能在有生之年处理完毕，遂将此事交到了继任者：景帝刘启之手。

    不严谨的说，《许民弛山泽令》的后遗症，足足花了文、景两代皇帝的时间，才勉强给收拾干净。

    这一世刘弘面临的局面，无疑比历史上的文帝好很多。

    让关中百姓心怀不满的粮价波动，被刘弘以强制手段扭转了回来，虽然最终结果依旧触目惊心，但借着这件事，刘弘也狠狠捞了一把民望。

    刘恒不惜付出‘放任地方豪强势力、关东诸侯割据势力野蛮增长’的代价，集中全部精力对付的陈平、周勃等人，也在高庙事件之后逐渐处于下风。

    最主要的一点：刘弘根正苗红，皇位来源合理合法！

    刘弘根本不用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为了堵住关东诸侯的嘴，而下一局耗时二十多年的棋，沦落到最后的杀招，还要让儿子替自己下的地步。

    如此说来，摆在刘弘面前的问题，实际上就只剩一个：百姓对于农耕的不信任，以及商业利益的向往，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在最初发现粮价问题时，刘弘还未看透其中的利害关系，本能的想到了在历史上证明过其可行性的《许民弛山泽令》。

    但对如今的刘弘而言，完全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无论是地方豪强势力，还是诸侯割据势力，都是刘弘未来要重点打压的群体！

    如今，刘弘既不需要在陈平、周勃等权臣面前太过于示弱，也不需要为了皇统而收买诸侯，只要做到让粮价长久稳定，问题就将得到完美解决！

    筹谋已久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再度出现在了刘弘的脑海中。

    想到这里，刘弘便向朝班左侧的田叔点了点头，旋即朗声道：“御史大夫所言，朕深以为然。”

    “吾汉家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太祖高皇帝曾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便乃强本弱末，劝民勤耕之意。”

    “然今百姓民多有不耕之心，本末倒置，舍耕粟而逐贾利，此纲常颠覆，民风败坏之预兆也，朕甚惶恐！”

    说着，刘弘面色逐渐严肃起来：“朕广发御史于关中采风，方知民之所忧者，乃粮价起伏不定，谷贱伤农，谷贵害农。”

    “今日朔望朝，便就此事一议；诸公皆闻名天下之贤达栋梁，必可教朕以明！”

    见刘弘郑重一拜，殿内众人也是次序起身，齐身回拜：“承蒙陛下不弃，以为佐政之臣，臣等战战兢兢，不敢负陛下所望也···”

    话是这么说，但真要说能针对此事，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那就是为难这些西元前，思维被局限的满堂人杰了。

    谷贱伤农，谷贵害农；这个说法虽然是第一次出现，但类似的问题，早在战国时便已经出现，并引起诸子百家的思考了。

    粮价低了，农民收获的粮食卖不出去钱；粮价高了，农民更是可能吃不起自己种的粮食！

    实际上，这是粮价波动问题，第三次出现在汉室的廷议之中了。

    第一次，是高祖刘邦还未称帝，仍为汉王之时，楚汉对峙与荥阳，天下粮价鼎沸，米石万钱！

    掌握着秦督道粮仓的宣曲任氏趁此良机，赚下了亿万身家；而在督道外不远处的汉营，刘邦和沛县子弟、关中子弟，则都饿着肚子，对督道仓堆积如山的米粮狂咽口水。

    此事，对刘邦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楚汉争霸结束之后，刘邦就首次就粮价问题，提出了‘设定上限’的计划。

    但此事，最终却不了了之；此事的内由也成为了不解之谜。

    第二次，仍旧是在太祖一朝，刘邦发行面值十二铢的三铢钱，天下经济秩序轰然崩塌，粮价再次突破天际，涨到了四千钱一石！

    这一次，粮价问题仍旧只是被刘邦提了一嘴，曹参等开国功臣默默无闻，之后刘邦驾崩，吕后发行八铢钱而宣告结束。

    今天，刘弘再一次提出了粮价的问题，并且极为严肃的表示此事，一定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表面上看，粮价问题这一次提出，与前两次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楚汉争霸那一次，粮价问题直接导致了汉军军粮无法筹齐，最终只能反复围三缺一，以淮阴侯十面埋伏的战术，将楚军一点点蚕食殆尽。

    第二次更是触目惊心——关中大地，天子脚下，都出现了民易子相食的惨剧！

    相较于那两次，这一回的粮价波动着实算不上什么大事——最高不过五百钱，这价格要放到开国初，民众得乐死！

    而且粮价的波动，也是朝臣勋贵，尤其是以封国产出为主要收入的高级彻侯勋贵，所能获利的重要手段——彻侯封邑所得，与朝廷所得粮税一样，是粮食！

    拿食邑九千户的周勃来说，绛侯侯国一年租税所得，便是将近十五万石粟米。

    这批粮食，若是在寻常事日卖出，石不过八十五钱，总共也就一百三十万钱左右。

    可要是在前段时间那样的价格，以每石将近五百钱卖出，那就价值六百五十万钱！

    对于粮价的‘暴跌’，无论是以俸禄为主要收入的朝臣，亦或是以封国租税为收入的勋贵，都早已心怀不满了——开国时，粮价几千钱一石，二千石俸禄，那就是几百上千万钱！

    现在？

    问问食禄万石的丞相陈平，一年的俸禄能有多少钱？

    四千二百石粟米，价值不超过四十万钱！

    即便是秩中二千石的九卿，年俸禄也不过60石，得钱不过二十万！

    要是不靠粮价波动多换些钱，哪怕是当朝九卿，也很难维持在长安的体面生活。

    所以，粮价波动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就是手握权力，可以控制粮价波动的朝臣——整个官僚阶级，就是粮价波动的利益集团！

    这从殿内闭口闭眼，纷纷羡慕闭目养神状态的朝臣勋贵，尤其是食邑将近万石的周勃、灌婴等人的面色就可以看出。

    对此，刘弘早有心理准备，也早就有了解决办法。

    “少府臣叔，谨奏陛下。”

    漫长的寂静，在田叔突兀的出班纳拜中宣告终结。

    看着田叔缓缓取出一卷竹简，刘弘略有些失望的扫视着殿内众人，无奈的摇头叹息起来。

    田叔，是刘弘准备的托。

    准确的说，是刘弘为了最差的结果，而准备的应急方案。

    但在粮价这种切身关切到百姓利益，关系到国家稳定的问题上，这满堂人杰，自诩为栋梁之材的掌权者，都选择为了个人利益装鸵鸟；刘弘最后的预防措施，在议题的最开头，就被逼了出来。

    这让刘弘有些不喜，却也并没有因此感到压力，或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前景感到悲观。

    因为名为九卿的少府，完全孤立与整个政治中枢之外，完全不用对包括丞相在内的朝堂负责！

    只见田叔缓缓摊开手中竹简，在刘弘满是淡然的目光中，将那篇名策论娓娓道出。

    随着田叔的声音一点点传到宣室殿的每一个角落，殿内朝臣、勋贵终于从‘闭关冥想’的状态中走出，面色郑重的品味着策论暗含的信息。

    撇开田叔引经据典，从百家学说中寻找的理论依据不谈，这篇疏奏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宏观调控。

    田叔的话说的也十分漂亮：为了保证少府能在禁中需要时，提供足够的物资，田叔提议在今后，少府以每石八十钱的价格，不限时不限量收购粟米。

    于此同时，为了避免存粮变质，少府将以每石八十五钱的价格，不限时不限量出售陈年旧米。

    话一出口，殿内数百朝臣勋贵顿时交头接耳起来，纷纷谈论起此事若成行，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看着殿内惊慌失措得朝臣勋贵，刘弘稍有些得意地昂起头：“诸公以为，少府所言，可否为良策？”

    即便撇开朝臣在粮价波动上的利益立场，从客观角度分析，避免粮价波动，也不是西元前的朝臣所能解决的。

    在时代局限性，以及黄老学执政，奉行‘法无禁止则无咎’的大背景下，在面对粮价波动问题时，朝臣的思维普遍停留在‘法律又没有限制商人卖粮的价格，如何去怪罪？’的程度。

    若是刘弘顺着这个逻辑，发行一部为粮食价格设定上下限的法律，那身为获利群体的朝臣百官，勋贵彻侯阶级，都会默认这部律法不存在。

    ——再也没有人，比官僚更懂得如何规避法律风险，寻找法律漏洞了。

    比如说，刘弘规定粟米价格不能超过九十钱，那朝臣勋贵完全可以通过捆绑销售，来规避法律风险：一石粟米加一根干草，卖两百钱！

    不买？

    那我还不卖了呢！

    刘弘也不可能制定一条法律：只要有人买粮，就必须卖！不能拒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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