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汉室自高皇帝时起，就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面对天下‘礼乐崩坏’，高皇帝刘邦先是绕过《礼》传人陆贾，由叔孙通负责汉礼的制定，在本就不堪重负的‘礼乐’头上狠踩了一脚。

    紧接着，叔孙通又莫名其妙的跑到鲁地，就汉礼的制定，向精通《周礼》的鲁儒请教，试图以此作为参考，又抬了‘礼乐’一手。

    等‘汉礼’制定好后，刘邦兴高采烈的玩了两天‘礼乐’主题的沉浸式体验，就开始带头破坏礼乐。

    至于《礼》《乐》专家：鲁儒，更是在刘邦面前没讨到一点便宜。

    先是项羽乌江自刎，天下传檄而定，为由鲁地誓死不降，宣称要为霸王‘披麻戴孝’。

    结果等刘邦一声令下，带兵把鲁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鲁儒们又跳出来三叩六拜，口称万岁。

    等鲁地‘解放’，鲁儒们又开始拿捏起来，宣扬‘汉室立而礼乐崩，当兴礼乐’，试图借此在汉室占据地位。

    看到自己的业务被叔孙通抢走，鲁儒们又把脸一转，一口一句‘哎呀，这个礼乐，那是要王朝行仁德百年，才能弄的东西’···

    所以，汉室的‘礼乐建设’，实际上属于甲乙双方都不妥协，也都不完全撕破脸的尴尬阶段。

    作为甲方爸爸，高皇帝刘邦像制定一个专属汉室的‘礼乐设计’，但出于新仇旧恨及个人喜好，对与设计师鲁儒一脉，又没有什么尊重可言。

    作为乙方的鲁儒一脉，对于这个项目还是非常馋，但又放不下脸面，不想恰烂钱，对于甲方爸爸又没有足够的尊敬。

    双方一拍两散，甲方刘邦找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设计公司（叔孙通），拿出了一个勉强能用的设计，就把这个项目给敷衍了过去。

    见到手的项目飞走，鲁儒们又开始酸这个设计‘简直乱来’‘毫无艺术价值可言’。

    结果客户（天下人）听说此事，就看穿了刘邦对这个项目的敷衍态度，也都开始对此敷衍起来。

    就这样，‘汉室礼乐设计’的项目，在经过一次‘豆腐渣工程’级别的交工之后，就彻底‘崩坏’。

    而对于身为后世人的刘弘而言，‘礼乐崩坏’所带来的影响，几乎不比‘头皮痒’棘手到哪里去。

    在后世文学界当中，儒家公认的糟粕部分是什么？

    毋庸置疑，便是臭名昭著的世袭、尊卑、上下有序！

    光凭着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儒家便一手促进了华夏两千年历史上，九成以上的王朝覆灭！

    盖因为封建时代的‘秩序’‘尊卑’，往往就意味着社会阶级固化，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无限拉大。

    而儒家思想中，几乎所有宣扬‘老爷永远是老爷，泥腿子永远是泥腿子’的部分，都出自于一部《礼》！

    也只有《礼》，才会宣扬上下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

    这样一来，在刘弘对汉室未来的学术规划当中，儒家五经中的《礼》，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种提倡社会阶级固话的思想，真的是有多远，滚多远的好！

    至于失去《礼》后，汉室的礼仪、道德、民风建设问题，也同样不算是什么棘手的难题。

    具体的礼仪，有叔孙通那套山寨般的‘汉礼’撑撑场面，做做样子，就足够了。

    至于具体的内在核心，光一句‘汉家以孝治天下’，就足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对于儒家五经当中，《礼》这一部分，刘弘认为，对汉室是绝对的弊大于利。

    鸡肋都不足以形容《礼》在汉室所能带来的影响！

    自然，对《礼》乃至于《乐》的打压，乃至于为汉室‘礼乐崩坏’给出一个明确的指示，也就是刘弘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毕竟汉室之强，却不建立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上，也不建立在‘仁义礼智信’之上。

    ——汉之强，强在民风之刚，武夫之贵，天子之烈！

    别说区区一部《礼》了，哪怕整个儒家都在一夜之间，消失在汉室天下，刘弘也有着绝对的信心，带领汉室踏上一条打破三百年王朝周期率的康庄大道之上！

    所以对于此次事件，刘弘的预定目标，也就很简单了。

    ——把鲁儒一脉挂在脸上的bz牌坊扯下来！

    如果鲁儒一脉肯低头，愿意接受刘弘的‘适度’改造，那刘弘也乐得清闲，让汉室礼乐重新回到正轨。

    但要是事后，鲁儒一脉还是一副‘老子是礼乐专家，谁都不敢动我’的架势，那就不能怪刘弘心狠手辣，学秦始皇‘焚书坑儒’了。

    看着殿内面色各异，目光深不见的公卿大臣，刘弘暗自一冷笑，便又坐回了御榻之上。

    这，也是刘弘不惜这般扩大态势，也要一脚踢飞鲁儒一脉的原因。

    ——在汉室鼎立不到三十年的今天，曾经在战国时期连饭都吃不上、在秦时连始皇帝的屁股都拍不到的儒家，已经潜移默化的将思想核心，扩大到了汉室开国执政学派：黄老学之上！

    早在前世研究汉室历史的时候，刘弘就对此感到十分诧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开山鼻祖孔子是周游天下列国（到处求官），都没能谋得一官半职；

    前秦之时，儒家更是恬不知耻的对秦始皇歌功颂德，最终却摆在了法家、墨家、农家、阴阳家，乃至于小说家手下！

    到汉室鼎立之初，儒家更是不惜编造‘始皇帝焚书坑儒’的世纪谎言，以博取天下人同情。

    在景帝、武帝期间，孔子嫡系子孙孔安国，更是不惜编造出‘古文尚书’的弥天大谎，以谋取个人以及学派的学术地位！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与法、墨诸子相比狗屁不是的学派，居然在历史上的景帝末期-武帝初期，这短短数十年，乃至十数年的时间里，做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性事业？

    正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如此短的时间，儒家就能扫除汉室开国执政学派黄老学，以及景帝一朝势头强劲的法家，怎么想都不对头。

    所以在此之前，刘弘一直认为：儒家在汉室的复兴，并非是在武帝一朝‘一夜暴富’，而是自汉室初，就一直在努力积累，准备日后厚积薄发。

    如开国之初，儒生叔孙通‘马屁式辅佐’的道路探究，文帝一朝，贾谊‘学霸式论证’的尝试，乃至于景帝一朝，儒生辕固‘自杀式走红’，都是儒家在寻求汉室政坛的生存之道。

    但令刘弘万万没想到的是：儒家对于日后的强盛，所做的努力远不至这一丁半点！

    这件事，还得从去年年初，刘弘颁布诏书，改元正武时说起。

    对于任何王朝而言，改元一事，都算得上毋庸置疑的大型政治事件。

    无论是由于先皇驾崩、新皇登基导致的改元，亦或是皇帝在位期间一拍脑门下决定，都属于‘普天同庆’的喜事。

    为此，刘弘也案往常的惯例大赦天下，并向官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赏赐（主要是粮食）。

    紧接着，自然就是政治事件中的保留项目：官僚阶级集体拍马屁了。

    短短半个月，未央宫内就飞进数不尽的‘贺奏’，无论是文人士子，亦或是朝臣百官，都没有在那次‘大型拍马屁活动’中幸免。

    对这种友好的阶级沟通，刘弘自也是不置可否，象征性的许下了几百匹布的赏赐，便也没再多管。

    真正让刘弘感觉到事情不对劲的，正是贾谊成为尚书令后，将朝臣百官的‘贺奏’筛选，送到刘弘面前的部分！

    对于滞留长安，寻求‘偶遇举主’的文人士子，刘弘自是大致扫了一眼名单，看看有没有眼熟的人名。

    至于这些人递上的马匹折子，刘弘是一张都没看。

    但朝臣百官的贺奏，刘弘出于彰显‘朕尊敬公卿百官’的意图，便大致看了一眼。

    不看倒好，这一看，让刘弘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众所周知，在汉初政坛，无论是皇帝颁布诏令，还是臣子上奏议政，其书中内容，都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部分，是需要‘引经据典’，以加强言论可靠性的。

    朝臣百官给刘弘上的贺奏也不例外——在拍马屁的同时，公卿百官同样没忘记引经据典。

    好巧不巧，刘弘那几天，刚好在恶补黄老学派的理论知识，以备做日后之用。

    黄老学，毕竟是执政学派嘛，刘弘哪怕不精通，也多少要有些了解。

    就这样，满脑子‘道可道，非常道’，就连做梦，都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刘弘，看到了一篇篇写满‘仁义道德’的贺奏。

    再看看贺奏末尾的署名，这一下，刘弘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汉室鼎立不过二十余年，朝堂百官清一色黄老学出身的现在，刘弘在朝臣百官的贺奏当中，几乎看不见几句黄老学经典的影子！

    反倒是儒家思想，如‘君臣尊卑’‘圣王之道’‘仁治天下’等内容，刘弘看了不下百遍！

    如果说，这种奏折是出自贾谊陛下，亦或是眼前的老博士浮丘伯、殿内跪着的陆贾所写出，刘弘倒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但这是汉室初啊！

    推崇小政府，讲究‘法无禁止则无咎’，推崇黄老之道的汉室初啊！

    高皇帝往儒生帽子里撒尿、与故曲周侯郦商之兄郦食其留下‘高阳酒徒’之典故，才过去二十年！

    距离曹参连续许久三个月，以彰显‘垂拱而治’的正确性，也才过去十多年！

    别说和李斯一起‘治刑名学’的廷尉吴公了，就连正版儒家出身的御史大夫张苍，都写不出那么一篇‘儒里儒气’的贺奏！

    难道在这二十年甚至十几年间，儒家的思想核心，就已经渗透进了开国执政学派：黄老学？

    刘弘绝不相信，诸子百家中，堪称‘最不能打’的儒家，有这般逆天的本领！

    刘弘更不相信，殿内站着的这数百人，在历史上留下了‘黄老执政’的传说，实际上，却都是学诗、书、礼、乐的儒家学子。

    这样一来，事情的真相，就显得一目了然了。

    ——在沉浮宦海的过程中，这满堂公卿，都在大环境的熏陶下，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而这个结论，无疑是在刘弘心中，沉沉落下了一记重锤！

    对于历史上，武帝猪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刘弘在个人情感上，是一直抱有遗憾的。

    诸子百家争相闪烁，各家思想交融结合的摧残时代，实在是令人心生向往。

    即便是出于现实角度的考虑，贵为汉天子的刘弘，也不希望汉室政坛，成为儒家的一言堂。

    所以对于儒家，刘弘是极力按捺个人情感上全面扫除的冲动，偏向于客观角度的‘适当戒备’，促进诸子百家重新摧残汉室的。

    最起码，也要促成儒、法、墨三家并存，黄老学一直作为备用方案存在的局面，才勉强算得上刘弘认知中的‘健康的学术格局’。

    这样一来，对于儒家‘称霸学术界’的意图，刘弘自然是持有十分的戒备；对于朝臣百官说话都‘儒言儒语’，刘弘也有意扭转。

    在原本的打算中，刘弘并不急于压制儒家，即便是在发现朝堂学术氛围现状后，刘弘也依旧这么想。

    ——毕竟再怎么说，儒家现在也只是个弟弟。

    但陆贾出使南越一事，以及从南越带回来的外交成果，却是让刘弘感受到了一些急迫感。

    儒家‘野蛮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影响到了汉室的实际利益了！

    就拿陆贾此次在南越的所作所为，拿儒家一句臭名昭著的思想核心来说，就是‘先有家，后有国’。

    说白了，就是个人利益大于国家利益。

    对此这个时代而言，这样的看法也更受广泛认可。

    但对于刘弘而言，这算是少有的‘绝不能入乡随俗’的时代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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