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免陆贾太中大夫之职，罢官告老’，作为对此次事件的最终处置方案，刘弘便草草结束了这场特殊至极的廷议。

    但这并不意味着，陆贾出使南越一事所引发的政治、学术余波，会自此打住。

    ——对浮丘伯‘另择才俊以继《礼》’的请求，刘弘也给出了答复：着奉常有司遣使往鲁地，以此事相问于鲁地大儒：申培！

    作为楚元王刘交的同门师弟，这位曾在历史上为武帝刘彻所敬重的大儒，此时还尚未成为受天下人敬重的‘鲁申公’。

    单就此事而言，刘弘以鲁儒一脉安身立命的《礼》学传承问题，相问于专精《诗》的申培，其实也有些不合适。

    盖因汉室初，准确意义上的‘鲁儒’，指的并非是居住在鲁地的儒生，而是受鲁地文化圈的影响，对《周礼》有一定研究，行为举止符合‘鲁-《礼》’流派特征的儒生。

    这个流派的特征，主要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几点。

    拿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图炮来说，就是‘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俭啬，畏罪远邪，好贾趋利’。

    意思就是说，鲁地民风多尚儒风，很注重礼仪，百姓大都小心谨慎，比较节俭吝啬，害怕犯罪，比较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

    而‘鲁儒’作为鲁地最具鲜明特征的儒家分支，其特性，更是在太史公对鲁地百姓的评价基础上，将某些部分做到了极致。

    太史公的眼中，鲁人事‘注重礼仪’，而鲁儒，则是全靠一本《周礼》安身立命，甚至以此作为剥削底层百姓的理论依据！

    ——上下尊卑，秩序纲常嘛！

    鲁人大都‘节俭吝啬’，而鲁儒，却都称得上是‘一毛不拔’！

    为了能从百姓手里多抠出一枚铜钱，鲁儒甚至会不惜搬出圣人大义，来作为自己‘收敛民财’的理论依据！

    至于鲁人‘喜欢行商逐利’，在鲁儒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鲁儒不单是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而是一切能获取利益的事，鲁儒都能做得出来！

    就拿如今天下，地主富户对佃户的租税来说，关中渭河以南，普遍维持在四成，渭河以北三成。

    少府将上林苑的官田租给破产农民，地租虽然也是三成，但刘氏天子动辄‘大赦’‘免税’‘去赋’的情况下，在上林苑租种官田的佃户，一年到头基本不用花租税。

    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上林苑的佃户一年到头下来，甚至会发现自己得到的赏赐，比交上去的租税还要多！

    也正是在这种低到‘倒贴钱’的租税下，上林苑才能以不过数十万顷的面积，就成为汉室阶级平衡的调节阀。

    原因很简单：当一个农民破产之后，只要带着户渎等身份证明，到地方官府登记，表明自己希望租种上林苑的皇家官田，只要在后续的政审中，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那就大概率能租到一片60-80亩大小的官田。

    搬到上林苑之后，但凡这个破产的农民手脚勤奋些，把田亩看顾的好一些，就能凭借几乎为零的租税，以及刘氏天子三天两头发下来的‘赏赐’，在五到十年之内，攒下足够置办几十亩薄田的积蓄。

    就这样，原本毫无逆转可能的‘自耕农-半自耕半佃农-佃农-奴隶’的恶性循环，就被上林苑给强行逆转。

    原本会成为佃农，并随着利滚利的欠款最终轮为奴隶的一个家庭，便能在五到十年之内，重新回到半自耕-半佃农阶级。

    若是再本分一些，那重新成为自耕农，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

    关中其他地方的状况，对百姓虽然没有上林苑那么友好，但总体来讲，也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哪怕是在租税高达四成的渭北地区，地主也会对家中的佃农履行一定的看顾职责，包括代缴税赋、徭役，逢年过节送些酒肉布匹，在青黄不接之时借粮等。

    在土地相对肥沃的渭水以南，佃农和自耕农的年收入，更是几乎没差太多。

    一户自耕农种地百亩，得米三百石，其中要拿出二十石作为农税。

    按照一户五口计算，每年六百钱的口赋，那就又是将近八石粟米。

    再加上家中的壮劳力被征发徭役，而对田亩产出造成的间接影响，又是一比不小的损失。

    综合来讲，一个五口人所组成的自耕农家庭，在有田百亩、亩产三石的条件下，一年到头所能得到的产出，大概就在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石粟米之间。

    而渭水以南的佃农，每年产出粟米三百石，只需要按三成的租税，将其中九十石交给地主即刻！

    其余的税赋、徭役等等，都由地主承担。

    ——税赋部分，地主大都会替佃农缴纳，至于徭役，地主更是会十分仁慈的派自己家中私奴，替佃农服徭役。

    将奴隶派去服徭役，地主就能省下一笔不菲的‘伙食费’，还能按照‘每人每天五钱’的标准，得到一笔聊胜于无的徭役苦工费。

    而佃农得了好处，自也是对地主老爷感恩戴德，转头去安心种田，恨不能日夜守在田边。

    这样一来，单论渭水以南的状况，佃农和自耕农同时耕种一百亩田，年产出基本就相差十到二十石粟米。

    而佃农的生活状况，在西出函谷之后，就见瞬间掉好大一个台阶！

    ——关外的河南、河内、河东，地租妥妥在四成以上！

    再往东，到梁、赵之地，更是很有可能会达到一般以上。

    而佃农地租的巅峰，便在齐-楚-梁三国交接处：鲁地。

    如果单论佃租，鲁地的租税其实还比梁国低一些——虽然高于四成，但也不会高过五成。

    但鲁地的四成租税，和关中渭北地区可不是一回事。

    ——在承担四成租税的同时，鲁地佃农还要自己承担十五税一（过去）的农税、每人每年百二十钱的口赋，以及每名成年男子每三年一次、每次三十至四十五天的徭役！

    更有甚者，在田亩收成不好，亦或是造了洪涝、蝗虫之灾时，鲁地的地主非但不会如同关中的地主那般减免租税，反倒会加租税！

    就拿去年来说，关中田亩大都粮产减少三分之一，关东齐、楚、梁等地减半，刘弘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下令农税减半，口赋减少三分之二。

    关中的地主富户也都做出了响应，大都将当年的佃租，降低到了二成左右。

    关东地区，如梁、楚等地，虽然不太有‘地主降低租税’的传闻，但也出现难得一见的出现了‘地主代缴税赋，以安佃农之心’的场面。

    而在儒家先圣：孔仲尼的故乡，位于齐-楚交界处的鲁地，却出现了令人发指的现象。

    ——为了弥补田亩产出降低所造成的损失，鲁地地主一致将租税，提高到了六成！

    要知道鲁地位处关东，行的是一步乘一百二十步的小亩！

    佃农租种百亩田，年收获顶多不超过一百五十石！

    而去年，鲁地平均亩（小亩）产甚至降到了一石···

    在高达六成的租税下，鲁地佃农辛劳整年，得米粮百石，其中却有六十石，被送到了地主老爷家中的粮仓。

    就连剩下的四十石，也没能逃过鲁地地主那双贪婪的眼睛。

    ——朝堂下令农税减半，从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口赋从一百二十钱改为四十钱；鲁地地主却是嘿嘿一笑，直接将这个信息封锁！

    而后，便是鲁地地主‘响应政府号召’，先按十五税一的农税税率、每人一百二十钱的口赋，从百姓仅剩的四十石米粮中，取走了将近十五石。

    之后，鲁地地主再按照三十税一、每人四十钱的标准，‘替’百姓把税、赋交给官府。

    在这样一番操作之后，鲁地地主去年的收入，非但没有因为年景不好而降低，反倒是因为刘弘减免税赋，而得到了一个巨幅的提升！

    反观鲁地佃农，却是辛苦耕种大半年，最后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看着粮仓仅剩的二十五石米粮欲哭无泪···

    之后的状况，任谁也都能猜到了——左右不过是米粮不够吃，向地主借高利贷性质的口粮，而后利滚利滚利滚利，最终欠下自己八辈子都还不清的巨额债务，最终只能委身为奴。

    甚至就连‘逼良为奴’这一项，鲁地豪强做的也比关中地主更没有底线！

    如果在关中，某一家农民欠地主十数万甚至数十万钱，那左右不过是全家委身为奴，替地主耕作一生，先前的债务一笔勾销。

    而鲁地豪强的作为，却是将‘斤斤计较’体现的淋漓尽致。

    ——每年秋收之后，鲁地的奴隶价格，都会出现严重人为痕迹的严重跳水！

    原本价值五万钱的男奴，会在秋收后的一夜之间，廉价到一万钱以内！

    而秋收之后，刚好就是佃农该缴清佃租，以及欠款的时日。

    在这种时候，一个佃农欠地主十万钱，那即便全家委身为奴，也只能还清其中的三万钱。

    也就是说：在全家成为地主的奴隶之后，这一家可怜人，还要背负着一笔巨额的欠款！

    对于已经委身为奴，成为地主‘生产工具’的奴隶而言，别说几万钱了，哪怕只是几百钱、几十钱，那也是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还清的。

    原因很简单：作为‘生产工具’，奴隶通过任何手段得到的金钱，都属于地主所有！

    而这就意味着，一旦某一户农民举家委身为奴，就意味着这一家人世世代代，都要成为地主的奴隶。

    摆脱这种悲惨命运的手段，除了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断绝血脉’之外，就只剩下违法犯罪，亦或是‘杀官造反’一条路。

    更让刘弘感到心惊胆战的是，自去年，鲁地地主上演了这么一出教科书级的‘如何榨取泥腿子最后一丝剩余价值’的亲身示范后，类似的做法，正逐渐以鲁地为中心，向周围的齐、楚、梁等国扩散！

    若非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让当时正在主持荥阳会战的柴武都听到了风声，刘弘也不可能坐在数千里外的长安城内，就得知关东沿海地区的状况。

    在得知这个状况之后，刘弘的第一反应，就是杀光鲁地所有百石以上的官员！

    道理再正常不过——如此大规模的欺压百姓事件，却连一丝、一豪的气味都没传入朝堂，刘弘都是从当时尚为武职、率军驻扎在飞狐迳的柴武嘴里知晓此事！

    如此骇然听闻的状况，要说鲁地官员全都是鲁地豪强的狗腿子，那或许还有些牵强；但隔一个砍一个，却必然不会有冤魂！

    等冷静下来之后，刘弘便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鲁地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简单粗暴的血洗官场，费时费力、损害政府威望不说，对于真正造成这个状况的鲁地地主豪强阶级，根本无法造成丝毫打击。

    而汉室控制地方豪强坐大的陵邑制度，也是在鲁地官员与地方豪强同流合污之后，变得不再靠谱。

    自然而然的，刘弘就打起了一劳永逸的主意。

    ——鲁地豪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不严谨的说，鲁地豪强富户，几乎可以完全和鲁儒群体划等号！

    十个鲁地豪强当中，必然有九个，是鲁儒一脉的中坚力量！

    至于剩下那一个，也起码是情感偏向鲁儒，认可鲁儒‘上下尊卑’之思想的败类。

    就连被儒家封为圣人的仲尼，那也是贵族出身；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乐经、春秋等‘六经’，也是字字句句不理‘我为地主贵族阶级带盐’的意味。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之后，刘弘所做出的反应，自然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擒贼先擒王！

    既然鲁地的问题，是因为鲁儒一脉的存在，那要想实行精准打击，那目标就得是鲁儒一脉。

    至于后来派陆贾出使南越，也算是刘弘的一个尝试了。

    一来，陆贾确实是如今汉室仅有的‘南越问题专家’，派他去，多少能让赵佗那个老不死的安分一点。

    这二来么···

    ——鲁人‘节俭吝啬’，鲁儒‘一毛不拔’，作为鲁儒一脉代表人物的陆贾，真能在南越管的住自己的手？

    果不其然，陆贾不出意外的‘没管住手’，就给了刘弘一个名正言顺，往鲁地派官员的理由。

    ——《礼》学传人，自然要鲁儒一脉决定，爷们儿派个官员过去沟通一下，总不至于说爷们儿‘无的放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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