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居正讨论后，朱翊钧又将缅甸糜烂的报告付廷议。在朝廷上下讨论期间，朱翊钧又连着两天到武学讨论如何出兵事宜。

    在军机处的讨论，一是决定是否使用京营，这一条在朱翊钧的力主之下，逐渐达成一致；二是派兵的规模、路线和后勤保障。

    云南在帝国极西之地，进出全无通途，尽数为险隘山路。自京师而至滇，五千余里。若按走一段运河到湖广，再穿越贵州至云南这条路线；或由湖广进四川再到云南的路线，大概要走小半年。先不说人受不受得了，光是这一路上的花费和粮秣支应，就会给地方带来极大负担。

    为了解决京营入滇问题，武学后勤系两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对全国各地粮秣的转运研究终于结出了硕果。刘应节组织教授和熟悉各地地理的教员，对于此次进兵路线制定了新方案：先从天津坐运粮的漕船，沿海直放杭州。

    中途设两处补给点，分别为登州、海州，待到达杭州后，由地方支应粮草和船只，沿长江溯流而上，到达洞庭湖。

    过了洞庭湖，再走一段沅江，即可到贵州境内。到达贵州之后，能走水路的尽量再走一段水路，不能走水路的只好步行。

    这一方案比通过运河、江运并走大段山路要好的多，获得了与会人士一致好评。

    但因为沅江上游辰江府再往西，水势落差极大，基本无法行船。且进入了土、汉杂居之地，要经过十多个土司的地界，粮秣问题难以解决。因此朝廷要提前下旨到贵州宣慰司，令各府提前做好支应准备。

    朱翊钧见刘应节领导的后勤系方案做的面面俱到，心中甚喜。点评这一方案为“独出机杼”，给予了赏赐表彰。

    解决了行军路线和后勤问题，还要解决水土不服和瘴疠伤人的问题。在这方面，京师医学院派上了大用处。

    在医学进步方面，在医学院成立后，朱翊钧直接指明了多条研究路径。其一是研究微生物引发疾病的方向；其二是利用解剖学研究病理的方向；其三是讲卫生、消杀等护理学方向。

    在疫情防控方面，首重微生物研究。而这一研究首先要有高透明度的玻璃磨制镜片来制作显微镜。

    万历元年年底，候姓匠人发明吹筒法制作平板玻璃，曾获得朱翊钧亲笔题字并赏银二百两。这一事件，把大明玻璃匠人的积极性刺激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因为玻璃的生产制造不太需要其他产业的配套，因此在高额悬赏下发展的很快。

    张鲸接到朱翊钧制造铅玻璃的任务后，先后发出悬赏计六千两白银，鼓励内府工匠进行玻璃的工艺创新；在万历二年上半年，他又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来试验皇帝的各种想法。

    短短三年，实验室把平板玻璃制取由吹筒法而改进到平板法；随后因为烧炭价格高昂，又改进了燃料，用煤来制取焦炭来烧制玻璃。

    但焦炭烧制的玻璃一直有些发黑，这困扰了实验室的工匠们很长时间。按照皇帝的指示，也依据中华民族炼金术传统，工匠们试着往里面加了点铅——没好用。

    直到有一天，某个自肥皂厂升职到皇家实验室的田姓工匠突发奇想，又往里面加了点草木灰滤清液的结晶，神奇的变化终于发生，大明领先英国大概七十年，率先发明了高透明的铅玻璃。

    朱翊钧穿越到明代以后，也深思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明代为什么没有如同欧洲生发出科学。

    他记起以前随意在网上浏览时，曾经看过一个键盘侠给出了一个特别夺人眼球的答案——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发明高透明的铅玻璃。

    这位兄台的理论能有好几千字，概况起来是铅玻璃的诞生，导致了光学、磨镜技术的突飞猛进，而随着人类的双眼解放，压制欧洲数百年的神学基础才发生了动摇。最终，古希腊留下的逻辑、科学种子杂交，终于在突破中世纪桎梏的欧洲发芽、开花，结果。

    朱翊钧倒没有全盘接受这一理论，但铅玻璃的发明确实是他发展大明医学必不可少的一步。万历二年十一月份发明了铅玻璃，万历三年正月，第一台显微镜就送到了医学院——朱翊钧这个穿越者，真正意义上推动了历史的车轮转到了一个未知的方向。

    显微镜的发明，促进了大明的微生物学从无到有，茁壮成长。而皇帝的格物之论，也从京师逐渐生发，又经过报纸的宣传，慢慢扩散到了整个天下。

    有了这一利器，再加上解剖学的配合，京师医学院在万历三年先后突破了伤寒、疟疾、血吸虫三大疾病的致病机理。

    有了机理，防治就有了方法。医学院利用朱翊钧指导的卫生防疫知识，经过精心准备，万历三年底献上《疫病防治》医书一部，朱翊钧随即颁行天下并在两京报纸上连载。

    ......

    定下了伐缅之议后，医学院将按照皇帝旨意，派出教师五人，学员三十人，在京营先开展一波疫情防治卫生条例的宣贯；随后精选出聪明伶俐的士兵三百，紧急培训外科急救知识，到战场上当医务兵使用——而这些教师、学员，将在战场后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野战医院。

    有了随军医护，这只征缅大军算是武装到了本时空全世界最豪华的程度。

    ......

    因为这一仗关系到帝国稳定缅甸的战役目的能否顺利达成，这主帅选择也颇伤脑筋。

    在主帅选择上，武学作战系在殷正茂的带领下，也向朱翊钧提出了好几个人选。

    一开始他们按照国朝“以文制武”的传统，选择的主帅都是文臣——殷正茂当仁不让，主动请缨要到缅甸开疆扩土。

    被朱翊钧亲自否定后，正经起来的作战系终于提出了履历丰富，战功卓著的人选：

    排在第一位的为刘显。这位老兄现在六十岁，祖籍江西南昌。他生而膂力绝伦，也读过几本书，但家贫落魄。后来跟着朋友跑到四川，在乡下做了几年私塾老师。

    刘显当老师期间，教的学生打架比背书厉害。他朋友一看不是头，建议他贿赂当地衙门，冒籍为军户从军。

    当兵之后，刘显终于显露锋芒。嘉靖三十四年，宜宾苗乱，巡抚张臬出兵征讨。这位老兄陷阵格杀五十余人，擒首恶三人。

    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刘显由此功直升副千户，他不太满意，又跑到兵部花了一笔钱，加衔指挥佥事。此后就进入升官快车道——历任浙江都司参将，曾于浦口冈下大败倭寇，迁副总兵，后又尽歼刘家庄倭寇。嘉靖四十一年，充总兵镇守广东时，率军赴福建援助抗倭，与戚继光、俞大猷等连续破倭。继任狼山总兵，统制大江南北，防倭进犯。

    万历四年的此际，刘显进官都督同知、左军府都督，任作战系教授。系主任殷正茂在推荐报告上点评道：“显有将略，但居官不守法度。”

    报告报到兵部尚书处，谭纶又加了一段点评：“精悍驰骋之能，在靖江伯之上——然御军全无纪律。”

    朱翊钧看了点评之后，心里先打个突，接着看他们推荐的第二名主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