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真的是朱翊钧发菩提心，尝试解决溺婴问题获得了福报。万历七年年底，庄静嘉梅开二度，终于为皇帝生了嫡长子，因怕夭折，暂时未起名——但给了一个洛郡王的封号。

    皇长子兼嫡子的诞生竟然没有直接封亲王，也给宗室改革的相关方做了榜样。至于皇帝继承的问题，朱翊钧评估了本时空自己的身体，认为暂时不着急。而且，这个问题要在帝国实施政体改革的时候一并解决。朱翊钧判断，将来少不了一番龙争虎斗。

    洛郡王的诞生，朱翊钧没有大赦天下，仅接了众臣和各藩国的贺表、礼物，并颁下赏赐予以祝贺。并下诏对于日后赦免的条件进行了规定：

    除两宫太后和皇帝身体有恙，需要大赦予以祈福之外，其余册封皇后、诞生皇子，设立太子等情况，朝廷将不再大赦天下。

    按照皇帝给两宫的承诺，在皇后确认怀孕后，朱翊钧开始让后宫嫔妃雨露均沾。因为医学院已经研究明白女子怀孕与生理期之间的关系，后宫尚仪局对皇帝所御嫔妃做了相应的安排，结果出乎意料的好。

    不到三个月，宜妃被诊断出喜脉。随后捷报频传，王昭妃、张端嫔、李敬嫔、陈淑嫔先后怀孕，让两宫太后以为活在梦中。

    朱翊钧一改孝宗以后皇室子嗣艰难的颓势，天下臣民大多欢欣鼓舞。尤其勋贵众臣见皇帝如此能干，无不喜动颜色——贺表雪片似来。

    历朝历代，皇帝的家的子嗣都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天下能否稳定，太平能否持续的头等大事。因此，一个具有很强生育能力的皇帝是很值得表扬和鼓励的，而朱翊钧一口气让这么多妃嫔怀上龙种，简直是皇中表率，帝中精英。

    ......

    万历八年初，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方案。总理内阁大臣张居正请旨，朱翊钧允准，在全国推开一条鞭法。

    在变法之初，张居正就指出，一条鞭法的顺利推行取决于清丈土地和重新编户的成果。

    万历六年开始的全国清丈和编户，在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以严刑峻法为约束，终于在万历七年年底全面完成。

    本次清丈和编户，共在全国清出新增土地九百万顷，是原时空清丈成果的三倍；全国人口统计数最终落在一亿六千九百万，比原时空多出近一半。

    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其实与朱翊钧掌权后几年来有意识的消除相关阻力分不开。

    对于清丈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朱翊钧并未像原时空的万历那般，让张居正抱着“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毅力来与天下为敌。

    在对全国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政治势力详细调研的基础上，朱翊钧几年来先是在江南打击士族，以“松江奴变”为引子，对过度占有土地和隐瞒户口的士族进行了严厉打击。

    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南缙绅，被皇帝一连串的手段打的晕头转向，而且报纸的兴起，更是剥夺了缙绅在士林清流中的话语权，让他们的抵抗完全没有掀起浪花。

    而皇帝和张文明的先后遇刺，更是给朱翊钧强力清理、压制缙绅以正当性和口实。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南北缙绅，对于朝廷清丈的诏旨，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接受程度完全出乎张居正的预料。

    而对于勋贵占地和隐瞒户口，朱翊钧则采取了赎买的办法。盐场拍卖，以土地换积分的政策，将勋贵的土地收割大半。随后，朱翊钧放风勋贵，让其中大地主将注意力放到海贸上，以英国公为代表的勋贵又吐出了大量的土地。

    对于最难啃的宗室，朱翊钧利用宗室改革，大棒加胡萝卜一起上，土地问题解决的也相对较好。

    这三方，就是原时空对清丈和一条鞭法抵触最强烈的三股政治势力。被朱翊钧一番操作后，清丈工作开展的非常顺滑——就算其中有一些杂音和抵抗，也是局部问题，并未引起全局的波动。对于这些小问题，张居正手段齐出，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在朱翊钧看来，开启了殖民地模式的大明，人地矛盾将来会得到极大缓解。至于现在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经过测算，在全面清丈和编户之后，朝廷全面加强了士人免税额度的管理力度，“乡绅一体纳粮”所增加的赋税寥寥无几，与朝廷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完全不成正比。

    其次，“乡绅一体纳粮”主要是在朝廷管理效能低下的情况下，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税。这与朱翊钧将来用免税手段调节社会管理的目的相悖。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时空的一条鞭法其实已经比原时空进步——士人的免税是以退税的形式实现的，也就是他们先交了赋税，然后朝廷按照其免税额度予以返还。

    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政策好像是脱裤子放屁，本时空除了王国光等寥寥几人外，几乎没人看得懂这是什么神操作——好像除了增加基层工作量之外，没有什么用处。

    但税务处长出身的朱翊钧深知，这绝非多此一举。先交税后退税的政策，最主要的功能是将“赋税人人平等”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让所有人都养成交税的习惯；其次，将来随着财政松紧变化，可以随时调整退税的范围和税率。到那时候，这些退税过程中留下的数据和资料，将极大的减轻新税征收的工作量。

    再次，“乡绅一体纳粮”还是雍正在康熙“永不加赋”这一所谓“仁政”的基础上，将口赋并入田亩的一种税收政策——这将给工商业乃至城市化发展起来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带来极大的阻力。

    最后一条，丁口赋的收缴，也保护了清丈和编户的成果——使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有利于朝廷施政。

    因上述原因，朱翊钧权衡再三，并与内阁详细分析研讨之后，新出台的一条鞭法并未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不过是“实事求是”使然耳。

    原时空条鞭法推行过程中，江南小民蒙其利，多以为此乃善政。而在北方，一条鞭法的推行过程中因为货币投放量和流通双不足，反而在局部地区变成了恶法。

    北方农民在缴税季集中卖粮，因为粮食市场不如南方发达，造成了“钱贵粮贱”的情况，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赋税负担。而且原时空北方吏治败坏甚于南方，导致在征税过程中，地方官滥增“火耗”，也变相加重了赋税。

    在本时空，朱翊钧和张居正等人在推出一条鞭法时，有意识的在朝廷南北和边地都选择了很多州府进行试点，较为充分的暴露出了问题。

    同时，朱翊钧所布局的工业联合体，因为矿产资源的关系，其生产环节放在北方居多，进而强化了帝国北方的市场经济，变相增加了帝国北方的货币投放量。

    更因为本时空发生了“李朝斗跳河救母”事件，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朝廷大幅增加了京官的俸禄，进而将大量白银投入了北方的流通环节，客观上缓解了“钱荒”。

    至于散碎银两熔为官银过程中的火耗问题，朱翊钧则直接把雍正皇帝的“火耗归公”抄了过来。

    在万历五年的时候，朝廷给京官大规模加俸禄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官的不满——我们干着基层最苦最累的活儿，升官比京官还慢，如今工资还差一大截子，这不是逼着我们贪污吗？

    然而当时的朝廷确实无法支撑给全天下官员加俸，只照顾京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再来两个李朝斗那样的，皇帝的脸还要不要了。

    但不给地方官加俸禄，潜台词其实是地方官有来钱的道儿，他们不需要加俸——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导向。但在未实行条鞭法之前，朝廷也不可能再给小民加税用以养廉，因此这两年这事儿就一直拖着。

    条鞭法试点后，有些地方官利用火耗上下其手，部分比较黑心的竟然收到到三成，属地民众的赋税反而加重了。但试点么——本就是要充分暴露问题的。

    因此伴随着条鞭法全面推开实行的，还有后世雍正皇帝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政策。经过大量的数据统计，试点州府因为白银质量的不同，火耗平均成本为三分。于是朝廷明令规定火耗为百分之十三，多加一分即以“贪赃”论罪。

    所有火耗均由布政司统一收缴，造册之后统一向下发放。诏旨上说：“与其州县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

    这种制度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直接增加了地方财税收入，提高了地方应对灾害的应对能力；其次确定了俸禄和养廉银相结合的收入制度，将地方原来的横征暴敛，随意加赋的自由裁量权取消，灰色收入转为明面上的补贴，降低了腐败风险。再次，统一规定了火耗标准，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将火耗归于布政司还带了一个好处，是增加了省级地方政府对下级的掌控力。按照当初盐政改革的设计，售盐区的划定是以县为单位的。这政策直接造成了县富而府、省穷的局面，不利于省、府两级对县治的掌控。

    如今火耗归省支配，朝廷允许布政司出台本省的养廉银发放标准，对于各省因地制宜的治理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抓手。

    而养廉银的发放，反过来又拉大了地方官与京官的收入差距——以万历八年年底，侍从室出身的四川巡抚王廷赡为例，其养廉银高达五千五百两，接近其年俸的十倍。

    京官虽然眼馋这高收入，但并不十分羡慕。因为此际朝廷的政体改革还没有深入，地方官的幕僚等人员都需要官员个人给开工资，因此养廉银暂时还不能造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效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