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王角冷血，非要用填人命的方式来扩大生存空间，而是从上至下，整个革命区都有这样的觉悟。

    很多革命区的工农业生产数据，都是对外公布披露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全部革命区至今年早稻收获之后，去年秋粮和今年夏粮的总产量，达到了两百三十亿斤稻谷的惊人规模。

    整个帝国在中央核心区的历史稻谷产量，则是八百亿斤出头。

    也就是说，“劳人党”在短短的时间内，以不完整的两省地盘，生产了接近核心区百分之三十的稻谷。

    这个数据对于那些大投资机构来说，简直就是欣喜若狂，也就是为什么去年会有大量的投资商选择跟“劳人党”接触。

    其次对底层的信心，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老百姓们可能复杂的东西领会不通，但是老话却是懂的。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稳定的粮食产出，甚至每年的增产，都会增强生存的信心。

    而为了保障这份产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自古以来都是耕战一体。

    秦国要一统天下，老百姓要争一亩三分的水浇地，都是为了多打三五斗。

    有了这个基础，“劳人党”发行的票证，才有了信用。

    信用除了“大唐人民革命军”的武力来支持外，想要让里里外外都认可，这年头，就要看票证背后的购买力强不强。

    跟和平时期不同，混乱时期的购买力，不是买千家百货，只认一样东西，就是吃的，就是粮食。

    能买到粮食，能轻松买到，这就是购买力。

    所以这就出现了大量黔中道的土老财、山寨寨主、洞主、豪帅、军阀，也都想办法跟革命区做生意，做买卖，换取大量的革命区票证。

    只有有了票证，他们才能从湖南甚至江西采购粮食。

    黄金白银铜钱虽好，但没有就是没有，用完了就没了。

    实际上“劳人党”的党产黄金储备相当可以，至八月十五召开******之前，黄金储备有十余万两，折合贞观两百九十五年的帝国行情价大概三千六百万左右。

    当然了,说多算多,说少,大概也就是贞观两百九十五年的东京两千套房子。

    所以“劳人党”的黄金主要也就是用来购买一些特殊东西，作为质押物存在的。

    通行的货币，本质就是票证,然后辅币则是发行的铜元，也就是“开山斧”。

    除票证之外的大额个人交易,就是革命区的银元,这一块是因为王角在北苍省的关系,北苍省的一把手耶律阿保机想要赚一点“关税”，专门通过自己的官方渠道,从海南省进口银矿，在沙县粗炼制成银锭之后，再出口到湖南。

    “劳人党”在安仁县的机械局,就承担造币任务,后来就拆分出了造币局。

    人人都知道铸币税,但其实铸币税的量其实非常有限,票证的信用收益，远远超过铸币税。

    实际上为了接下来的战争,“劳人党”的价格和经济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超发。

    将领们的目光，几乎一致盯着岭南省的工业区。

    然而王角不能如此,他算过一笔简单的账，抛开广州不算,如果将岭南省其它地区纳入“劳人党”的治理，并且按照“湘南模式”来社会改造,那么理论上岭南、江西、湖南三个省的稻谷总产量，很有可能在现在的贞观朝,达到中央核心区的一半。

    原本的水稻高产区湖北、江淮、江东，其中江淮省连续两年多大灾，而且现在人祸不断，几乎是砍掉了中央核心区水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湖北的东北部地区同样受灾，到今年才重新恢复性生产，河南尽管是京畿地区，但是河南的东南地区同样如此,并且因为是京畿地区，至今没有恢复性生产，情况恶劣程度，比淮北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一来,这笔账就很清晰了，革命区的粮食产量肯定是伴随着水稻的总产量增加而增加，帝国军阀统治区的粮食产量，必然是伴随着水稻总产量的减少而减少。

    此消彼长之下，这是革命区的最大优势。

    也就是粮食出现了特殊阶段的区域剩余，这个剩余，完全可以支撑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去战斗。

    这几乎就是为数不多显而易见的优势。

    所以当五个战争委员会副主席都在盯着工业区的时候，王角内心其实早就安排好了两种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优势都是会在一年多最多两年后显现出来。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帝国的军阀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粮食问题，海上贸易的大量运力，必然浪费在运送粮食上。

    这时候，就是革命区的机会期，或者说转折期。

    不管武汉集团方面的科技优势，还是江东集团方面的资本优势，如果“劳人党”是在南海边陲地区的“狮驼岭”，那自然是要面临远远超出的代差。

    但湖南和江西，本质也是中央核心区，南昌和长沙，同样都是帝国前列的大城市。

    没有形成绝对的代差，只要不是一和零的关系，那么不管敌人是十倍还是百倍，前期面临的困难有多大，坚持过去之后的革命优势同样就有多大。

    敌我矛盾、敌我力量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有起起伏伏，关键是如何扭转这种对比，最终形成多数对少数，大多数对极少数。

    有了这个判断，王角在签发动员令的同时，又再次发布了第二次“城市青年农村再就业”的号召书。

    动员令之下，不可能人人都踊跃参军的。

    总有人怕死，总有人只是嘴上喊喊不想真的扛枪，但对王角来说，这不要紧。

    不去前线就去后方，对嘴上喊喊的人来说，这是极为乐于见到的，毕竟革命区有一个宣传口号非常好，那就是“前线和后方，都是工作，都是战斗”。

    有了这个口号，人的内心就有了台阶和借口，原本不愿意在农村吃的苦，这时候，也就愿意吃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