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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三百年:正文卷 674 简单分析己方的优势

    不是王角冷血,非要用填人命的方式来扩大生存空间,而是从上至下,整个革命区都有这样的觉悟。

    很多革命区的工农业生产数据,都是对外公布披露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全部革命区至今年早稻收获之后,去年秋粮和今年夏粮的总产量,达到了两百三十亿斤稻谷的惊人规模。

    整个帝国在中央核心区的历史稻谷产量,则是八百亿斤出头。

    也就是说,“劳人党”在短短的时间内,以不完整的两省地盘,生产了接近核心区百分之三十的稻谷。

    这个数据对于那些大投资机构来说,简直就是欣喜若狂,也就是为什么去年会有大量的投资商选择跟“劳人党”接触。

    其次对底层的信心,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老百姓们可能复杂的东西领会不通,但是老话却是懂的。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稳定的粮食产出,甚至每年的增产,都会增强生存的信心。

    而为了保障这份产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自古以来都是耕战一体。

    秦国要一统天下,老百姓要争一亩三分的水浇地,都是为了多打三五斗。

    有了这个基础,“劳人党”发行的票证,才有了信用。

    信用除了“大唐人民革命军”的武力来支持外,想要让里里外外都认可,这年头,就要看票证背后的购买力强不强。

    跟和平时期不同,混乱时期的购买力,不是买千家百货,只认一样东西,就是吃的,就是粮食。

    能买到粮食,能轻松买到,这就是购买力。

    所以这就出现了大量黔中道的土老财、山寨寨主、洞主、豪帅、军阀,也都想办法跟革命区做生意,做买卖,换取大量的革命区票证。

    只有有了票证,他们才能从湖南甚至江西采购粮食。

    黄金白银铜钱虽好,但没有就是没有,用完了就没了。

    实际上“劳人党”的党产黄金储备相当可以,至八月十五召开******之前,黄金储备有十余万两,折合贞观两百九十五年的帝国行情价大概三千六百万左右。

    当然了,说多算多,说少,大概也就是贞观两百九十五年的东京两千套房子。

    所以“劳人党”的黄金主要也就是用来购买一些特殊东西,作为质押物存在的。

    通行的货币,本质就是票证,然后辅币则是发行的铜元,也就是“开山斧”。

    除票证之外的大额个人交易,就是革命区的银元,这一块是因为王角在北苍省的关系,北苍省的一把手耶律阿保机想要赚一点“关税”,专门通过自己的官方渠道,从海南省进口银矿,在沙县粗炼制成银锭之后,再出口到湖南。

    “劳人党”在安仁县的机械局,就承担造币任务,后来就拆分出了造币局。

    人人都知道铸币税,但其实铸币税的量其实非常有限,票证的信用收益,远远超过铸币税。

    实际上为了接下来的战争,“劳人党”的价格和经济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超发。

    将领们的目光,几乎一致盯着岭南省的工业区。

    然而王角不能如此,他算过一笔简单的账,抛开广州不算,如果将岭南省其它地区纳入“劳人党”的治理,并且按照“湘南模式”来社会改造,那么理论上岭南、江西、湖南三个省的稻谷总产量,很有可能在现在的贞观朝,达到中央核心区的一半。

    原本的水稻高产区湖北、江淮、江东,其中江淮省连续两年多大灾,而且现在人祸不断,几乎是砍掉了中央核心区水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湖北的东北部地区同样受灾,到今年才重新恢复性生产,河南尽管是京畿地区,但是河南的东南地区同样如此,并且因为是京畿地区,至今没有恢复性生产,情况恶劣程度,比淮北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一来,这笔账就很清晰了,革命区的粮食产量肯定是伴随着水稻的总产量增加而增加,帝国军阀统治区的粮食产量,必然是伴随着水稻总产量的减少而减少。

    此消彼长之下,这是革命区的最大优势。

    也就是粮食出现了特殊阶段的区域剩余,这个剩余,完全可以支撑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去战斗。

    这几乎就是为数不多显而易见的优势。

    所以当五个战争委员会副主席都在盯着工业区的时候,王角内心其实早就安排好了两种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优势都是会在一年多最多两年后显现出来。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帝国的军阀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粮食问题,海上贸易的大量运力,必然浪费在运送粮食上。

    这时候,就是革命区的机会期,或者说转折期。

    不管武汉集团方面的科技优势,还是江东集团方面的资本优势,如果“劳人党”是在南海边陲地区的“狮驼岭”,那自然是要面临远远超出的代差。

    但湖南和江西,本质也是中央核心区,南昌和长沙,同样都是帝国前列的大城市。

    没有形成绝对的代差,只要不是一和零的关系,那么不管敌人是十倍还是百倍,前期面临的困难有多大,坚持过去之后的革命优势同样就有多大。

    敌我矛盾、敌我力量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有起起伏伏,关键是如何扭转这种对比,最终形成多数对少数,大多数对极少数。

    有了这个判断,王角在签发动员令的同时,又再次发布了第二次“城市青年农村再就业”的号召书。

    动员令之下,不可能人人都踊跃参军的。

    总有人怕死,总有人只是嘴上喊喊不想真的扛枪,但对王角来说,这不要紧。

    不去前线就去后方,对嘴上喊喊的人来说,这是极为乐于见到的,毕竟革命区有一个宣传口号非常好,那就是“前线和后方,都是工作,都是战斗”。

    有了这个口号,人的内心就有了台阶和借口,原本不愿意在农村吃的苦,这时候,也就愿意吃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