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佐郎是一个神奇的官职。

    章越在仁宗皇帝驾崩后，大礼泛阶升为此职。

    章越是嘉佑六年的状元，这个升迁速度着实有些快，但要不是之前辞官了两年，如今官职还会更高一步。

    而对于王韶，曾布，章惇而言，他们都是嘉佑二年的进士，熙宁元年时方为著作佐郎。

    章惇其实是嘉佑四年的进士第五人，这个名次著作佐郎算是情理之中。

    王韶凭着章越的举荐，收边招抚番人有功，这才升为著作佐郎。

    至于曾布升的稍稍有些快。

    曾布见过章越后是心悦诚服，章越与曾巩关系不错，也有意提携了曾布一把。

    当然以章越如今的官职还不足以举荐曾布试馆职，于是他将曾布引荐给了韩维。

    韩维看在章越面上答允帮忙。

    至于曾巩与王安石虽近来少往来，但曾布与王安石交情很好，故而王安石也引荐了对方。有了韩维，王安石的引荐，曾布被举为试馆职。

    至于章惇……

    章越在一次朝会上听官员们说章惇已投至王安石门下。

    章惇如何得王安石赏识的有各种版本。

    一个说是李承之，张郇引荐的，一个说章惇为了投靠王安石，不惜拜在王安石的妻弟吴颐门下。

    但章越所知的真相不仅仅如此。

    如今朝堂上主张推动变法改革，隐隐有两派。

    一派是韩绛，韩维兄弟，韩绛是韩琦提携，韩维是富弼提携，他们兄弟虽都支持改革，但是做法还是相对温和。

    比如章越最早建议免役法，韩绛上疏提议，但在两制以上官员集议时被司马光反对而作罢。

    作罢之后，韩绛，章越也就没办法了。因为朝堂上保守的势力太大。

    不然起了朝争，大家就都撕破脸了。

    另一派则是王安石，韩绛和章越的想法都出奇一致。

    他们都要借重王安石威望及才干，以及他变法的决心。更要紧的是老王是狠人。

    既然韩绛一方在朝堂无力抗衡司马光，吕公著等保守派势力，所以必须有王安石加入己方阵营。

    最重要的是王安石的政见比韩绛更激进，变法改革的决心更大。

    韩绛没有办法，坏人必然有人来当，故而王安石必须出面充当打手。

    那么说章惇为何被王安石看中。

    王安石既要推行变法，会找什么样的人作帮手？

    真找阿谀奉承之徒吗？

    并非如此，纵观另一个时空历史上的蔡确，曾布，章惇，蔡京，邓绾这几人，他们的手段比王安石更狠，政见更激进。

    王安石要变法不会找同样支持变法，但政见相对温和的官人，因为这个好人他可以来作。

    但是变法要推行下去，冲在第一线的必须是比自己更狠，更激进的人。

    故而韩绛找了王安石来推行变法，王安石则找了章惇，邓绾落实主张。

    大家的心思都是一模一样的。

    已经身为两制官的吴充，向官家上了请求实行免役法的奏疏。这个奏疏是吴充，章越翁婿二人充分商讨过的，比起第一次上疏更加稳重，可行性也是更高了。

    这一次免役法更名为募役法。

    章越起草了募役法的宗旨，其第一要义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法者，今当出钱助役。

    说白了，此法针对的就是那些坊郭品官之家，他们这些人都有大量的产业，但是却不需要承担劳役，反而是由老百姓背负沉重劳役，公平吗？

    有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却整天撸国家的羊毛，合适吗？

    可以想象，这个免役法一旦实行，会遭到不少官宦之怨怼。

    章越本以为岳父会爱惜如今名位，不会允许自己写得这么直白，但岳父倒是义无反顾地道：“此怨由我一人担之。”

    章越本要和岳父联名上疏，但吴充没有答允，他说此事有风险，他们不可以坐在一条船上。

    奏疏里提及，乡户分五等，坊郭分十等。

    乡户三等以上，坊郭五等以上按户等出助役钱，家业越多交钱越多。

    乡户四等，坊郭六等以下不要出钱，只要出力就好，朝廷将收上来的助役钱用来雇佣这些百姓承当劳役。

    税法的内容大体如此。

    此法吴充，章越写完后给韩绛过目，韩绛对吴充，章越大为赞赏，也增补了一些意见。

    最后吴充以此定稿上疏官家，官家看这免役法的奏疏后是十分高兴，当即召见了吴充道：“先帝果真有识人之明，早知卿于国事上肯直言。”

    不过吴充此疏上后，官家交给学士院讨论，但仍为司马光反对。

    同样身为翰林学士王安石对此没有出声。

    章越知道岳父此疏因学士院反对没有下文后，也是有些意气消沉。诚然自己与司马光关系也还不错，范祖禹和郭林还都托他照看着。

    让他出面与司马光撕破脸，大吵一架，却是办不到。真吵了，自己估计也不是人家对手。

    他与司马光没有私怨，对方人品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是彼此政见不在一条线上，能有什么办法？

    而韩绛知道募役法两次被司马光阻扰而没有下文后，终于在一日退朝后亲自登门王安石府上。

    二人谈了一夜，到底谈了什么无从得知。

    数日后韩绛上疏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因之前居丧三年，没有科举，请求官家召他进行单独的进士考试。

    王安国通过考试，被赐予进士出身，出任西京国子教授。

    其实不用韩绛帮忙，此时王安石通过讲学已是更进一步得到了官家的信任。

    朝堂上都知道王安石虽是翰林学士中资历的最末，但反而可能后来居上，先一步成为宰执。

    伴随着王安石拜相的传闻，与司马光同在学士院的二人，因为一事第一次生起了不和。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案子。

    登州一个名为阿云的民妇要杀自己的丈夫，捅了十几刀。谋杀亲夫，这可是骇人听闻之事，就算没杀死人但也要重判的。

    但登州知州许遵认为阿云还在丧期便被叔父婚配，这不合于礼法，故而二人不是夫妻关系，算不了谋杀亲夫。再加上阿云还是自首的，故而要减其刑法。

    然后此案交给审刑院，大理寺裁断。

    大理寺认为许遵这说法很奇葩，必须按谋杀已伤的罪名给阿云绞刑。

    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许遵认为自己判的没错，是大理寺错了，于是直接上疏将此官司禀告给官家。

    但审刑院，大理寺坚持认为自己没错。

    官家就让此事交给两制商议。

    王安石，司马光得出不同的结论，司马光认为阿云罪大恶极要重判，但王安石却支持许遵认为要减刑。

    因此王安石与司马光便在两制大臣的集议上第一次出现了意见不合，事后各自给官家上疏。

    官家看到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上疏后，也是对一旁侍直的章越进行问询。

    章越如实道：“臣没有任过刑法官，于案律之事不甚精熟。”

    官家道：“卿直说无妨，不过王学士在地方多年，应是熟悉刑律，你看此案为何如此简单，但朕的两位大臣会有截然相反之议。”

    章越道：“回禀陛下，其实案子背后乃慎刑重刑之争。”

    “数百年以来，官员断案都是如司马光之议，谋杀亲夫违背纲常伦理，应是要重判的，哪怕是在丧期之内。因为民间娶妻都是先定婚约，至于成婚可在丧期之后再办，虽有些违背小礼，但是无大妨碍。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庶民岂人人都能尽礼？可夫妻就是夫妻，人伦纲常乃大节，不可以害大节。”

    官家点点头。

    章越又道：“不过王安石所言也有道理，本朝对下百姓量刑一贯太重，徒罪流放刺面如常事，劫钱盗钱三千则死！百姓苛税重役之下，还要重刑迫之，也难怪流民流盗之事不绝了。”

    官家闻言点了点头道：“章卿这话是至论啊！”

    “之前司马光反对免役法，朕还道你心底有气，如今看来你真是君子。”

    没错，章越虽因免役法被司马光阻扰了心底有点气，但这一次倒是没有因支持王安石，而批评司马光。

    因此与天子奏对一定尽量显得客观，这样才能一直保持官家对自己的信任。

    面对阿云案，官家这一次倒是没有明确表态，由着他们先去争论。

    不过在这一次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上，学士院里韩维，吕公著都是坚定地支持了王安石。这与往日司马光在朝堂上一面倒，呼风唤雨的局面有了改观。

    终于有人能站出来硬撼司马光了。

    你最要好的朋友有时候摇身一变就是你最可怕的敌人！

    这日司马光退朝之后，遇到了盐铁副使吕诲。

    吕诲对司马光道：“君实，我打算弹劾王介甫。”

    司马光闻言失色道：“献可，这是何意？介甫并无不妥之处。”

    吕诲道：“当年我与君实你一并在谏院共事时，知你与介甫是莫逆之交，此人也并非大奸大恶之人，然而唐子方（唐介）早言此人好学泥古，好议迂阔，如今至阿云案看来，此人喜好改作而立异，乃罔上欺下，文言饰非之徒，日后祸害苍生的必是此人，有他在朝堂上，天下绝无安静之理！”

    “君实，你所见与我相同吗？”

    吕诲向司马光问道。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