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意味着皇帝朱由校的皇权有了更强的保障。

    但对于整个大明帝国而言，所需要的常备军，自然不只十万之数。

    要想在将来既能在南征北战的同时，河南东拓西进，水陆两军的机动兵力以及防御兵力还有内卫，怎么也得加起来有个百万精兵才行。

    即便是现在，各边边军加上各地营兵和卫所兵都还有好几十万在守卫各处。

    而朱由校则希望在将来自己的十万亲军练成后，就将这些边军和各地营兵和卫所兵进行更彻底的国家化，使兵将分离，兵与将皆属于国家，而不再是将有私兵，甚至只有武将的私兵，也就是家丁才有战斗力。

    不过，这样做最大的挑战不是武将们反对，而是钱的问题。

    因为大明的将门和唐朝的藩镇不一样，他们没有很多财政收入。

    这些将门的田产大多是在北方边镇，产出不大，养活一大家子族人尚且困难，靠田产收入自然养不了那么多需要天天吃好喝好的家丁。

    所以，这些将门的主要收入还是靠克扣军饷与吃空饷。

    另外，他们手里的家丁虽然能打但人数不多，所以，很难威胁朝廷。

    而且因为将门太多，力量也很分散，朝廷还可以分别制衡。

    这也是为什么辽东李氏即李成梁家族在辽东那么大的势力，李如柏、李如祯这些还能被朝廷押到京城治罪。

    而大明武将彻底难制在历史上还得等到崇祯时期以后。

    所以，现在的朱由校，只要钱多，发足军饷、给足赏银，另外，给武将足够多的正当收入，使其不用冒着剥皮实草的风险克扣军饷，乃至吃空饷，即便不是武将家丁的士兵也能变成善战者。

    即便是现在的卫所步兵，要知道在国初军饷充足时，也是敢拿着长矛冲骑兵的。

    “但现在朝廷国库之岁收主要已用于民生、教育、营造与各类技艺研发和新器械制造，以及新作物推广方面，虽不至于入不敷出，再加上倭国的赔款，还能使国库依旧有一千多万储备，这是留着备不时之需的，如赈灾什么的，所以，在整顿京营后，立即改革卫所兵制与营兵制，养属于国家的百万精兵，以现在的国库收入，还是不够的，请陛下明鉴！”

    方从哲因此在朱由校提起改革军制时，提出了财政上的困难。

    “还是得开辟财源啊！朝廷要养的更多的兵，以后还要发起一场大战，彻底剿除胡患，这些都还需要更多的钱！”

    朱由校点了点头，心里暗自想道。

    一时，朱由校想到了提高商税的事。

    以大明现在的商业规模，一旦提高商税，必可以为朝廷带来大量税赋。

    但如今经商的人中，稍微有点规模，拿缴纳出可观商税的，都是有背景的，甚至不少还是他这个皇帝的自己人。

    所以，如果朱由校要在全国提高商税的话，反对声无疑会很大。

    但现在对于朱由校而言，除了提高商税，已经没太多别的更好的办法来增加朝廷每年的税收收入。

    该抄的家都抄了。

    现在也没谁敢跟他这个皇帝作对，另外，他能抄的家也有限，而他作为皇帝，自然也不能完全不问规则，随意抄家。

    清丈田亩后的田赋收入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至于对外的收入，也借了粮，还要了笔赔款，但这些都是一次性的，唯独商贸还一直在不断地让大明从外面赚取利益。

    但如果商税不提高，不彻底全面的开海，朝廷通过对外贸易所获得的收入就只会局限于官营产业的分利与部分关税收入。

    “国库的岁收必须继续增长，不能因为现在岁收已经远超先朝，就得过且过，就耽于享乐！对于接下来，增加岁收之事，诸卿有何良策？”

    朱由校因此问着自己的重臣们。

    作为一名握有实权的皇帝，他自然不能先说出他自己的想法，那样就会造成大部分官员都会违心地顺从他的想法。

    毕竟在场的阁老、尚书们，哪一个不是精明至极的家伙，都有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本事。

    所以，朱由校先问了一句。

    “以臣之见，当取消士绅优免，官绅一体纳粮当差。”

    这时候，方从哲先回了一句。

    他比谁都要了解自己这位已经相处了六年的天子。

    方从哲知道自己这位陛下是一位不安分的主。

    锐意革新，而且野心很大，既想要国家越来越强盛，又想要让百姓越来越富，这样一来，就得要朝廷收入越来越多，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

    所以，方从哲早就想好该如何给皇帝出一条增加财政收入的解决之策。

    而这条解决之策就是官绅一体纳粮。

    不是提高商税。

    方从哲自然知道提高商税可以给朝廷带来更多的税收，而且不影响平民百姓。

    但方从哲没那么做。

    倒也不是他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意提高商税的。

    因为皇帝给他的好处，即便商税从三十税一变成三税一，也不影响他方家的富贵。

    而方从哲没有提商税的事，则是因为，他也知道，在全国提高商税会有多大的难度，会有造成多大的动荡，毕竟，全天下的权贵士绅，无论文臣武将，都是靠经商低税率大笔大笔地赚着钱，还有普通士民，也有不少是靠着低商税发的家，并越来越富足，如果突然提高商税，反对声会很大。

    方从哲现在还不敢冒这个险，他怕因此反而把国家搞乱。

    所以，方从哲提出了官绅一体纳粮，彻底取消权贵士绅的优免特权。

    在方从哲看来，这样做都比提高商税要少很多阻力，毕竟这样不会让靠经商为业的普通士民和权贵士绅们的利益都受影响。

    而且，方从哲觉得，朝廷尽可能地多收一些粮食，比多收一些银子好。

    因为粮食在朝廷手里如果再通过粮业局捣腾一下，也能产出更多的利来，毕竟现在大明的商品比之前还要受欢迎，白银也因此更多的流入大明，使得银价持续走低，而粮价则因此依旧在上涨，明显持粮比持银更划算。

    朱由校听了方从哲的提议后，没有表态，只问着其他大臣：“诸卿以为这官绅一体纳粮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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