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田产者，早晚会沦为流民匪寇，届时再霍乱苍生，自古皆是如此，未有任何变化。

    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限制兼并土地的原因之一，向使宋朝，亦会有所限制。

    盖当局者并非畏惧百姓无立锥之地，而是忧虑百姓因无立锥之地，从而变成蚁贼，与朝廷作对。

    陆釴、杨维聪、费懋中、廖道南、张治五人，在小厮退去之后，便结伴进入陆釴所住客房。

    房间陈设简朴，惟有中间一个枣木圆桌，床边有洗漱盆架一个，上面挂着一条毛巾，床下踏板放着书笈。

    不久之后，小厮端上菜肴美酒，五人书童则各自退出房间在外侧候，只待五人呼唤之时，便入内服侍。

    陆釴给众人分好酒水之后，朗声笑道：“今日廷试已毕，来日入仕，诸同年守望相助，共同辅佐朝廷，中兴皇明……”

    随后又拿起酒盏，面北拱手而言：“我等今日能够入仕，皆皇明养士之典，这一杯敬圣人，及祖宗之灵！”

    在场中人能够参加廷试，实话实说还真需要感谢朱厚熜。

    若是皇帝突然脑抽，今年不选进士，在场之人只怕廷试遥遥无期，或者需要与下一科贡士一同参加殿试。

    彼时参加廷试之人，则足达六七百人，而进士绝不可能会全部录选。

    如此一来，竞争能力变得更大，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第。

    弥封科举制度之所以称之为先进，盖因其本质不确定因素太多，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便一定能够考中，乃至于拿到好名次。

    从而也就打破了，原有大规模世代簪缨格局，变成了一个一招不慎，则前功尽弃。

    当然，旧的世家门阀虽然因科举的正规，不像以往那般恐怖，可新的阶级，依然还会诞生。

    学阀，永远不可能消失，除非能够达到共享，无论何种书本，都能免费给与大众，则所谓垄断，也就成为一纸笑谈。

    不然，学识垄断，从来不会缺少！

    譬如后世一套《天一阁方志选刊》，高达三万余，一册《天一阁会试录》高达两万余，寻常百姓焉能一观？

    最令人发至之事，天一阁早已非私人产业，而是早已捐献朝廷，成为人民资料。

    可就因某些权贵阻挠，不但不使这些资料平民化，反而转为奢侈化，搪塞文化普及，加大平民研究难度。

    眼下之局亦然，若朱厚熜阻挠，如陆釴此辈皆只能与下一科在科场一争，增加更多不稳定因素，使此科真正寒门士子，又一次可能无缘进士，抱憾终生。

    从先天性生活优越，真正靠着朝廷救济，小时候边种地边读乡学，考中秀才领着廪米读县学，乃至府学，再入国子监，再考会试者，绝对无法与从小各地私人书院，有大儒名师指点的权贵子弟，绝不可同一而论。

    本质上，生活就已经拉开差距，这点根本无法弥补。

    权贵子弟一天十二时辰，可习书六个时辰，而寒门子弟，减去需要操持家务，照顾家人，如此一减，一天能够看书时间，超过五个时辰，已然是天幸。

    再论及，权贵子弟有诸多书贴临摹，历代进士时文集参考，不愁吃喝。

    比及连练字都需要在沙盘，犹如扶乩一般的泥腿子，岂只是云泥之别？

    而且又不可能，为了照顾真正寒门，将科举人数无限制增加，不然短时间内全部都是进士，想要安排也无从安置，国家财政也无法负担。

    故而众人能够在今日廷试，真的需要多亏朱厚熜开恩科。

    陆釴带头，其余四人微微颔首，同样高举杯盏，面北而立高呼：“敬陛下隆恩！”随后一饮而尽，各自落座。

    落座之后，陆釴再笑着问：“达甫是否可将，此次廷试策论，说与我们听听？”

    杨维聪也知道避无可避，遂点头回答：“可！”其实也无甚好避之事，一旦他日修《登科录》之时，早晚便会知晓，没必要遮遮掩掩。

    自斟自饮一口之后，站在房内踱步背诵：“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

    陛下诚求之心，日御经筵，讲求至理，以学养此心，整齐严肃，主一无适，以敬存此心。

    延见公辅，亲近儒臣，随侍便殿，时备顾问，以君子维持此心。

    则圣心湛然，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终之足患哉？

    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以无失今日之机，以无负今日之望，以无泰今日改元之意，则生民幸甚，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慄陨越之至。臣谨对。”

    杨维聪读完之后，众人还沉醉在这番，如同圣人叙道般的圣音，久久之后费懋中拍案而起，大呼：“此等文章，此等见识，可谓王佐也！”

    哪怕心有不甘的张治，也在此刻不得不心悦诚服。

    杨维聪不仅文章写的极好，至于对策更是回答的精妙绝伦。

    诚然俗语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然在张治品闻杨维聪策论之后，心中也只有一个字“服”。

    从立意而言，张治已然超越自己，更别说对策，同样也是同时期佳作，想要超过杨维聪这篇策论，恐怕这科里面，没有几个人。

    心治，何谓心治？即不用法度，而凭主观意愿治理政事。

    法治，何谓法治？即运用法度，依照典章成法而治理天下。

    与心治、法治问题，春秋战国已有争论。

    《韩非子·用人》曰：「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其意则是，废弃法、术而用心治，则尧舜亦不可正一国。

    《管子·心术》则云：「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其意则为，倘使天下心安，则天下必然大治。

    此二论皆有偏颇之处，但同样也属于至理名言。

    此二论核心难题在于，到底是心安之后，天下大治，自然而然能够遵守法度？

    还是遵守法度，天下大治之后，自是万民心安？

    二人此论犹如《管子·牧民》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般。

    究竟是等到百姓吃饱，方能遵守礼仪，知道荣辱，还是秉持气节生存下去难题一般。

    如果前提是天下吃饱，方能遵守礼仪，且不论这个吃饱界限何人来定，但说如若不知道德伦理，礼仪荣辱，靠着不择手段，倒卖国家资源，投机倒把，烧杀掳掠而吃饱，是否有悖与世之法度？

    而且吃饭定义谁来规定，有的人是一碗饭就饱了，有的人吃十碗还饿着，谁又能说了算数？

    有的人工资月收入三千，就觉得足够维持家用，有的人成为首富，说他没见过钱。

    例如全球国家规定，一人年收入三四千就已经不属于贫困，可人们常识却不是这样，这又该如何判断？

    可若是反过头一想，自己即将饿死，难不成还要干坐等死？

    这显然也不符合天生万物之德。

    于此则变成相互悖论，只能放着无法定论。

    同理，到底法治亦或心治？

    也无法概括而论。

    但杨维聪提议，法治、心治互举，相互弥补其中缺点，认为三代之所以大治，盖尧舜禹三王兼用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