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祀

    蒙古之所以没有大犯，不过是因为达延汗突然暴毙，残元内部不稳，所以一直只是小小袭扰边境。

    盖因蒙古与大明武德相比，其实不过在泰半之间，谁也无法有信心一举平定对方。

    固然蒙古稍强一点，但丛综合底蕴，蒙古则远逊大明，因此只要不是脑子有病，绝不会贸然大举进攻。

    可若是边军勾连带路，双方实力综合，拿下明朝便不再是遥不可及之事。

    是故哪怕朱厚熜砸锅卖铁，先要稳住九边再说。

    此事刻不容缓，必须有所安置。

    群臣闻后，齐出班位，口宣：“天子圣明！”然后群臣退出朝班，各自下去处理自己公务，至于朝议之事，则有有司进行妥善处理。

    退朝之后，朱厚熜点了各衙门官员，与内阁一同入文渊阁随驾顾问。

    进入文渊阁的朱厚熜，与百官一同给孔子圣画行礼之后，按照往日次序，各自落座。

    良久之后，杨廷和清清嗓子，从文渊阁柜子拿出一摞奏本，递给朱厚熜道：“昨日陛下谴中贵人问臣等，臣今日答陛下所问，请上圣人御览！”

    朱厚熜将题奏仔细一一拆阅，跳跃奏本中无关紧要之词，直取核心信息，很快一摞题奏便已看完，然而却不发一语。

    杨廷和在朱厚熜看完之后，便清清嗓子说道：“此事臣早已料之，不过圣人甫登大宝，雄心万丈之时，臣亦不好多加阻挠，当奏本传到朝廷，臣本想立刻与陛下分说，却正好碰到中贵人传谕，故而今日才来禀报！”

    皇帝新政弊端，但凡老吏必然都能看透，事情十有八九会发生不谐。

    但也不知是这些人想要皇帝吃吃苦头，还是真的顾及皇帝面子，或者是因为皇帝所举条例，皆是为国为民，百官怕清名被污，所以并没有说出来。

    反正在当初朝堂之上，没有立刻劝谏。

    对于杨廷和之言，朱厚熜根本无心计较这些事情，他更在意，此事该如何处理。

    总不见得，将新政全部打会原样，将放归宫人，全部再次召回。

    可又不能视之不理！

    心乱如麻的朱厚熜，便对身旁的内侍韩雍开口说道：“将奏本送至诸位朝臣看看！”

    随后又对杨廷和道：“先生以为此事，该如何处之？”

    朱厚熜可以自我打脸，承认新政存在弊病，可于解决事情而言，有何益处？

    问题不会因为认错，就会自动处理。

    杨廷和轻捻颔下胡须，满脸愁容回答：“眼下之事，归根结底在于国家困敝。想要解决眼下之题，实在太难。

    是故臣以为，至于复太祖旧制，可分别缓缓行之，待到朝廷有余力之时，再行推行新政，万不可顾此失彼！”

    杨廷和已经看出，眼下新政肯定是无法推行，毕竟巧妇难为无米炊。

    想要执行新政，恢复洪武旧制，并不是如同朱厚熜，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

    当初杨廷和为朱厚熜颁布新政之时，没有涉及朱厚熜所说新政，原因不止是杨廷和没想过，更加是朝廷财政，只允许他做到登基诏书那一步。

    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杨廷和在朱厚熜登基第二日，颁布新政之时，却没有立即阻止而已。

    眼下事情已经被捅漏出来，作为内阁大学士，皇帝的备咨顾问，杨廷和就不得不顾及朝廷本末问题。

    着手处理新政所遗留弊病，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只要国力逐渐上升，能够腾出资源，才能真正着手解决，眼前这些皮癣之疾。

    若是纠结于皮癣疾病，从而忽视已经迫在眉睫的肿瘤，届时恐怕两头都不见得，能够讨到好处。

    朱厚熜虽然不同意杨廷和办法，但眼下自己也没有更好方法，于是便再次询问：“如何行之？”

    “臣窃以为，如新政之废东厂、追监军、守备、监枪……恢复举荐、尚老、起复、追荫等事，可酌情处之。

    而发放宫女、宦官回乡，诏命复乡学、社学等事，漏泽园这些，只能暂且依照弘治、正德年间旧制，待朝廷有余力之时再行整改。

    盖宫女、宦官多数幼时被卖，自小进入宫中，回乡之后无一余力安生立民，朝廷又不能为其安家，如此放还绝非好事。

    而社学、乡学，诚然为太祖旧制，可实际而言，国初百姓人人有田，虽然需要缴纳赋税，但尚可图温饱。

    藉此五口之家，有一二人勉强可以入学，并非遥不可及之事。可如今赋税太重，百姓田少，忙于耕种，而且乡学、社学多地废弃已久，私学遍地都是，即使敕命地方修葺乡学、社学，臣以为也不会有人入学。

    是故《论语·学而》有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是如此也！”

    杨廷和所认同可以继续施行者，多为花钱不多之事，至于发放宫人还乡、恢复乡学社学，他则并不苟同，认为可暂时留下。

    其中两个问题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花费太大，二是因为兼并土地，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无论是安置放还宫人，还是重新修葺学校。

    前者长居宫中，家乡早已没有田产，所谓无田产者，无恒心，如果朝廷不进行妥善安定，最终不是饿死，就是变成乞儿。

    可朝廷若是恩养，那与放不放出皇宫有何区别？

    甚至在宫内，这些人还可以服侍天家，尚有一丝利用价值。

    而放还，不但无须做事，需要朝廷供养，世上岂有这等好事？

    后者荒废已久，如果想要重新修葺，大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每县不说多，起码三个社学、乡学总要。

    算他一个社学、乡学重新修葺，五两银子，然后请老师、刊印书本，每年总需五两银子，一年下来是多少？

    再加上漏泽园、养济院、惠民药局等，无一不是需要花费巨资，方能重启旧制。

    但所耗钱财，无人敢算。

    所谓：“仓廪足而知礼仪！”即是如此。

    如果连果腹问题都无法解决，又何谈有时间其他？

    就拿读书来说，在普罗大众看来，就算读书破万卷，可却无法立刻变成粮米，最终也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多数百姓没有那么远大理想，更没有那么长远见识，空空如也的肚子，告诉他们再好的东西，也比不了能将肚子填饱。

    吃饭是本，知识是末，本末不可导致。

    这也是为何《三字经》会从《论语·学而》衍生出“有余力，则学文！”之句。

    盖因大众本质最低要求——吃饭！

    能不能吃饱，日后过得如何，暂且无心去想，但眼前必须能够保证不饿死。

    明朝乡学、社学之所以废弛，这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哪怕地方官府再如何倡导文风，鼓励百姓习文，但止不住百姓不愿意进学。

    而且官府不敢强迫。

    因为若是少了一个劳动力，生产何人来做？

    一旦少了劳动力，那赋税如何交付？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且官府也不想去多心管，固然文风关系政绩，但是赋税才是政绩考核的根本。

    如果赋税能缴纳完毕，即是本地十年不出一个秀才，又能如何？

    充其量就是提督学校官，在参上一本“某人治地一方，文风凋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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