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祀

    明代武举之事，乃吴王元年始议，朱元璋开国定鼎，洪武二十年准礼部所请，设立武学，开设武举，武将、勋戚子弟皆可参加。

    天顺八年，朝廷令天下文武官员，各自举荐通晓兵法，智勇出众之士，参加各布政使司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

    中式者，则入兵部会同总兵府在帅府，参加下一轮考核，其中有策略，与校场比较弓马，这也是一个合格武将，必备技能。

    其中需答策论两道，骑射需中四矢，步射只需两矢，即为通过，若是骑射、步射只中标准一半则，次一等，能否晋级全看通过者有多少。

    成化十四年，朱见濡听从汪直决定，方才设立武举乡试、会试，规程制度同文科一般。

    但这些武举，皆未有定准时间，由是朝廷武举时有时无，全凭朝廷何时想起，何时再行开科取士。

    直到弘治六年，朝廷定制，武科六年大比，惟重策论，策论不过者，无须再试弓马，后弘治十七年改，同文科一般，三年一次大比，试后也如琼林宴一般，会赐宴武举进士。

    由于正德年间武备松弛，朱厚照有好武为乐，故而正德十四年再改，武举初场即比骑射，以三十五步为标准，第二场步射，以八十步为标准，第三场才论策略，与文试乡试一般，凡遇子、午、卯、酉之年，即举行乡试。

    明良元年，即壬午年，乃规定武举乡试时间，唯恐朱厚熜忘却，故而彭泽再次提及。

    武举之事非同小可，亦如文试一般，属于抡才大典，只不过规模以及热闹程度，和选出人才无法与文试相比罢了。

    这也是正常情况。

    毕竟明朝是以政治治国，而非靠武力治国。

    明朝外患虽然不断，但双方不过半斤八两，谁也无法一口气吃掉对方。

    长持以往，武德方面，自然而然逐渐松弛，能够出名的武将，自然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明朝自从洪武大案之后，向来武将不干涉政治，即使有也是极个别，这也导致名声极少为人知晓。

    但废归废，朝廷应有的取材，还是不能缺少。

    这是给天下武士，昭示皇恩浩荡，谁也不能无视。

    虽然彭泽与杨廷和相交莫逆，杨廷和更是彭泽当年举荐恩主，但在如此大是大非情况之下，朱厚熜也没有拒绝，欣然点头：“大司马之意甚好，即命天下武子，参加今科武举乡试，来年同文科一期大比！”

    武举之事，倒是没有引起众人反抗之意，群臣无所不应，拱手低眉答复朱厚熜：“我主圣明！”

    朱厚熜把手压了压，然后说道：“今朕登基半年有余，欲阅京营，你每以为如何？”

    杨廷和与群臣面色尽显为难之色，只得支支吾吾道：“陛下刚刚践祚，朝廷一应大小事务，尚未理清，又加上新议新政，不若明年阅武如何？”

    朱厚熜听后脸色大变，环顾午门之内群臣，厉声质问：“怎么了？难道是有人不想让朕执掌兵权？”

    “陛下何出此言？《左传》有云:又曰：

    圣祖皇帝定制，兵部掌天下官军升迁、训练、任命等诸政令，且政令通行需圣旨允许，方可执行。

    而协理军营戎政，止负责掌管京营操练等事，不涉及调动兵马诸事。

    至于军旅之事，皆由五府掌管，各领其都司、卫所官军，各府掌印、佥书等重职皆由皇家心腹勋戚所领，偶有老将，但不及十分之一，至于臣等文臣，更从不涉及，岂有掣肘圣人执掌兵权之言？”

    众人诚惶诚恐，谁也不敢担此重言，若皇帝将猜测当真，岂非逼着皇帝动杀心？

    这一刻没人敢心情敢放松。

    明朝但凡过于触碰兵权的，现在尸体全部凉凉，更何况其他人？

    遂全体官员不约而同起身叩拜于地，随后异口同声，对着朱厚熜解释。

    朱厚熜也知道众人被吓得不轻，于是便放肆大笑：“你们休要过于紧张，朕不过是说笑而已。”

    “陛下乃一国君父，金口玉言，伏望我主圣明天聪，切勿与臣等说此等笑谈。”

    群臣再次叩首，以求朱厚熜说话三思，慎重。

    朱厚熜摆了摆手，继续笑着说：“诸卿之言，吾以悉知，你每快快请坐，还请将事情缘由道来。”

    众人重新落座，最后将目光投放在兵部尚书彭泽身上，彭泽避无可避，只好咳嗽一声之后，便开始奏对：“陛下有圣睿之资，欲革除弊政，臣等不胜欢喜，然天下之事，繁杂不堪，戎政之事，更是一等。

    故而孔子云：

    京营建制，始于府兵之制，而府兵之制，则在于‘居重驭轻’之策。

    此可在府兵兵力布制，足可看出，自贞观十年，天下十道共置六百三十折冲府，而京城一道却设有折冲府二百六十一。

    据《新唐书·卷30·兵制》载，关内右翼，与盛唐龙起之地河东道，有一百七府，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

    全国府兵总额为六十余万，而京畿之地拥有重兵二十五万有奇，占天下兵力十分有三以上。

    赵宋鉴唐代藩镇之祸，与五代乱亡相踵之祸，便收天下劲旅，拱卫京师，其名曰：‘禁军’，地方虽有厢军、乡兵、藩兵等，然但兵员、战力、军械、兵响皆远不及禁军。”

    “太祖高皇帝，以不世之资，芟夷群雄，驱逐鞑虏，开基建国，命遵古先哲王之制，远稽汉唐，略加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

    于在兵制与京营建置之事上，承袭唐宋‘居重驭轻’之策，尤为果决。

    是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已未，有辽东开元卫马名广上言五事，其中便有谓‘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隶禁，卫天下八百，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兵，不敌关中此‘居重驭轻之法也！’”

    “我朝洪武四年，京营兵额有二十七万八千有奇，约为天下兵力近半之数；文皇帝永乐年间，京营额数应约二百万有奇；为天下兵数总额一半。

    土木堡之变前，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数约，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除去锦衣卫队及亲军一类不属京营二十九万人，五府全部兵力仍有二百九十六万四千零五十六人。

    土木堡后，锦衣卫等亲军，及五军都督府损失泰半，是时五军都督府官军，应为一百四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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