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在河南开完座谈会后的第二天，陈云甫就坐上了回京的马车。

    他太忙，不可能有太多的功夫全耽搁在河南。

    当然，此番自己带来的那个工作组并没有跟随陈云甫回京，而是留在了河南继续工作。

    回京的只有陈云甫和杨士奇两人，以及沿途护送的金吾卫。

    马车由双马拉动，很是宽敞，坐下他们两人倒是一点压力也没有。

    关于驾辂的规格，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自然是‘天子驾驷’这句，不过这个礼法早就过时了，起码到了宋明时期就已经没有了这个要求。

    朱元璋乘的驾辂是九匹马，故而又叫九龙车，到了朱标这个皇太子这，便乘四马。

    现在老大哥继位当了皇帝，自然也就继承了朱元璋的九龙车，朱允炆坐上了四马车。

    陈云甫这个内阁首辅大臣自然不敢也不可能同皇太子同格，故而只能再降一等，乘双马。

    大明朝的王公一级的驾辂，都可乘双马驾辂。

    双马驾辂的好处在于马车可以打造的大一些，像陈云甫，就完全可以在马车内批阅奏疏、备点心茶水。

    像九龙车那更是分成内外两间，卫戍、秘书班子全都配齐，困了还有一张龙榻可以休息，简直堪称移动行辕。

    “这两日，明台在河南的讲话，门下都已经全数记了下来，回京后即刻着通政使司成文。”

    马车内，杨士奇一边忙活着替陈云甫添茶，一边小心翼翼的奉承：“知易而行难，难在何处，难在没有方向、难在人浮于事，而明台的指示却是高屋建瓴，直指本心，堪称为践行为官之道指明了方向，有了明台的训示，门下觉得日后就不会有知易行难了。”

    陈云甫本在看书，闻言抬头望向杨士奇。

    后者这马屁拍的多少是有些肉麻了，不过却也是给陈云甫提了一个醒。

    治理国家在于教育官员，教育官员在于改变官场几千年来养成的错误风气，想要改变风气就要督促官员干实事、肯干事。

    哪个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都一肚子经史子集，大道理懂得比谁都多，可就是不愿意去干，没有养成知行合一的习惯。

    劝政类的典籍有很多，大多是古人总结下来教育做官的，包括到了大明朝，朱元璋自己还亲手编过一套《到任须知》，里面罗列了能有三十七八项的内容，都是教育如何实干的。

    要不，自己就厚着脸皮把王阳明先生的心学先摘出一部分来，编一套为官理政的书出来？

    杨士奇见陈云甫不说话，便只能自己顺着话继续言道。

    “门下对明台提出的知易行难是有切身体会的，故而，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此道理，从而践行知行合一的标准。”

    “如何一个切身体会法，说与本辅听听。”

    听杨士奇说他也有过知易行难的切身遭遇，陈云甫的八卦心也不由的升起，开口询问。

    杨士奇嗫嚅道：“门下还在江西老家的时候，曾喜欢上一个姑娘，那姑娘也喜欢门下，可我二人终未能成全美事，门下也不敢诉说衷肠。”

    “是吗？”陈云甫这下更是来了兴趣，杨士奇比自己还小个一两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岁数，有一段风流韵事倒也不为过。

    “可是那姑娘家中双亲不愿意？”

    “那倒不是。”

    “那是，汝高堂不同意这门亲事？”

    “也不是。”

    陈云甫奇了怪，更加好奇问道：“既然双方高堂都愿意，那姑娘对你也有情愫，还有谁不愿意？”

    “那姑娘的男人不愿意。”

    ......

    陈云甫先是傻眼，而后略有些愠怒道：“士奇是在寻本辅的玩笑吗？”

    杨士奇慌忙起身作揖：“门下不敢，是门下没有说清楚，那姑娘是个寡妇，他丈夫在与其成亲当日便病故了，可聘礼已下、仪程已毕，那姑娘便坐定了人妇之名。

    故而，即使门下和那姑娘后偶遇相识之后，彼此皆有情愫，也不可成，门下不忍其玷污贞洁之名，这才说，是其亡夫不愿意。”

    杨士奇年轻的时候还爱过寡妇呢？

    感情这东西确实说不准，不过这当然不算什么错误，又不是勾搭有妇之夫，通奸为恶。

    陈云甫听明白了，颔首：“本辅听明白了。”

    “之前明台言及知易行难提出，心易成然迹难行，因为迹会受到许多客观事实的影响，下官深以为然，下官明明有爱美之心，可受制于世俗的礼法却不可行此事，恐伤其贞洁之名，从此背上不贞之妇的恶名。

    若无此客观影响，门下是一定会主动开言，以盼求成佳缘美事。”

    又是一个受礼法所囿困的懵懂少年啊。

    陈云甫哈哈一笑，挥手言道：“本辅还当是什么大事，礼法已修，果若相爱，自当成其美事，也算不失一段佳话。”

    杨士奇不住道谢。

    “行了，坐吧。”

    现在误会说开，陈云甫也就示意那杨士奇落座，温声道：“本辅虽然强调知行合一，可这个知首先要做到纯净，不是说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就成了打着知行合一幌子而去纵恶为凶，这其中的度，我们要谨慎把握。”

    杨士奇似懂非懂的点头道，可随后又问道：“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叫做对的事呢，对和错应该如何去评断。”

    “这很简单。”陈云甫举了一个最简单直观的例子：“国家制定法律，就是为了规范和约束百姓的行为，用明文规定的方式来告诉百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要法无禁止皆可为，而凡是触犯法律的都叫错。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做官，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除了要恪守法律之外，还要知道什么叫法无授权不可行。

    凡是朝廷和律法没有授权我们做的事，我们便不可做，秉持着这颗心，我们也就可以做到在知对错的基础上使得迹与心合。”

    “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行。”

    杨士奇默默念着这两句话，而后便求学若渴的抄记起来，嘴里还一个劲的说着。

    “等此书成文，必定被为官理政者奉为圭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