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运将镜头拉近，重点关注秦王府内的情况。

    此时，秦王手下的一干谋臣武将都齐聚一堂，正在商讨明天如何共举大事。

    这份名单在这个时代可谓是群星璀璨：尉迟敬德、侯君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秦叔宝……

    每一个都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人才，此时甘愿冒着被族诛的危险，要共同推举秦王为皇帝，改变整个梁朝的国运。

    当然，秦王并非鲁莽之人，谋反这种事情虽然大概率是一锤子买卖，但他也仍旧给自己留了后路。

    在发动政变的同时，他也妥善安置了长孙皇后以及自己和其他将领的家卷。一旦事情不成，他还可以撤离长安、去往洛阳。

    长安虽然是整个梁朝的权力中心，但在这里，梁高祖和太子的势力还是要更大一些。而洛阳，这座被秦王亲手打下来、其他势力都没能深入插手的城池，更适合做秦王的根据地。

    事实上，由于太子和秦王的矛盾不断激化，梁高祖也早就有了将秦王封到洛阳另建天子旌旗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遭到太子和秦王的一致坚决反对，最终作罢。

    太子反对，是因为他觉得在长安是自己的主场，一旦秦王去了洛阳，以后要除掉秦王就难了；而秦王则是觉得，洛阳远离权力中心，他一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所以他不能走。

    而一旦政变失败，洛阳自然成了秦王最佳的后路。

    只是逃到洛阳并不意味着安全，那就是真正起兵造反的开始了。虽然以秦王的军事才能以及手下的贤臣名将，重新把整个天下打一遍也不会太难，但那样会对整个国家造成难以弥和的可怕伤害。

    中原已经经不起再一次席卷天下的战火了。

    更何况这样直接起兵造反夺位毕竟在道义上有亏，因此，那必然是秦王不太想见到的一种可能性。

    此时，秦王正在康慨激昂，为手下的能臣武将们鼓舞士气。

    “诸位随我南征北战，今日一事，你我君臣诚心相托，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这梁朝的天下，有一多半都是我们君臣打下来的，太子有何功德？却居于高位。不仅不思感激，反而还屡屡离间我君臣的关系，欲除之而后快！

    “我等今日起兵，正是为了为国除奸佞，一战而定天下！

    “诸位听我安排，明日一早，尉迟敬德随我先去玄武门……”

    鼓舞一番士气之后，秦王开始为这些人分配任务。

    期间，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也纷纷提出各自的意见，不断优化整个方案。

    然而看到这里，李鸿运却不由得微微皱眉，隐约意识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如果从整个故事的发展来看，这一幕也并不算突兀。

    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已经是人尽皆知，已然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虽然是亲兄弟，但秦王对太子恨之入骨，这是很正常的。

    而事到临头，以秦王的杀伐果决，应该早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故而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断，并排兵布阵安排手下人各司其职、完成玄武门之变，倒也算是一种十分符合情理的展开。

    如果是一个没看过相关史料的人，可能压根不会觉得这段内容有什么不妥。

    但李鸿运是看过史料的。

    史料记载，在玄武门之变真正发生之前，有一段“众府僚力谏秦王”的戏码。

    一向杀伐果断的秦王在如此紧要关头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而他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甚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秦王看。

    如此折腾了许久，秦王才最终下定决心。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可能，更有可能是历史的真实？

    李鸿运的目标是尽可能复现真实的历史，这一段虽然看起来不会对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却有可能影响这个事件的完成度，导致通关失败。

    所以，即便是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细节，李鸿运也得仔细斟酌一番。

    考虑许久之后，李鸿运让时间稍稍倒转回去，还是让众人上演了“力谏秦王”的戏码。

    他这么做，当然不是照抄史料，而是结合当时的情景深入分析了一番。

    很多人在解读这段史料的时候，往往会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史料有问题。如果秦王当时表现得特别迫不及待，那显然不符合他“重视兄弟感情、迫不得已发动玄武门之变前内心十分矛盾挣扎”的圣君人设。

    所以，后来的史官故意编了这么一段情节。

    第二种，认为秦王虽然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但内心中确实还是对太子有兄弟之情的。在战场上他虽然杀伐果断，但那毕竟是对敌人，而此时他的矛头是自己的兄弟和父亲，出现犹豫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

    而李鸿运觉得，这两种看法应该都不是真相。

    秦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杀伐果断，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此时的处境。所以，被感情所左右，虽然可能是影响因素，但绝非决定因素。

    但这一幕戏码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

    李鸿运觉得，秦王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当时的大环境要求他必须做这样的表演。

    就像古时候太子被禅位的时候，一定要再三推辞，以示对父皇的尊重。而即便是权臣篡位，都已经完成了加九锡的标准环节，在真正被推举为皇帝的时候，也要再三推辞。

    像齐朝太祖那样就做得更假一些，黄袍加身，表面上说这都是被迫的，不是自己的本意，实际上怎么回事大家都门清。

    秦王要做大事，与其说缺乏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当然，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一种服从性测试。

    这毕竟是谋反，不是打仗。

    如果仅仅是打仗，那么秦王其实不用太担心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对付敌人，他确信不论是手下的谋臣还是武将，都肯定能够全力以赴。

    但谋反的过程中，这些谋臣和武将到底能发挥多少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决定着成败。

    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并不迫切，而是充满犹豫，那么在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无法挽回的巨大漏洞。

    而秦王表现得越是犹豫，手下的这些人就越是急切、危机感也越强。

    一方面可以测试这些人的忠诚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很快，秦王的目的达到了，他不仅得到了所有人的强硬表态，还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道德支援。

    于是在众人的轮番劝说之下，秦王命人取出了一副龟壳，准备以卜卦定吉凶，来为这场挣扎画上圆满的句号。

    然而此时，府僚张公谨恰好从外面赶来，正巧看到那副龟壳。

    张公谨勐地把龟壳抓起来砸到地上：“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经母庸置疑，还占卜个什么劲！难不成占卜的结果是大凶，秦王你就要罢手吗？”

    于是，大事就此定下。

    《领袖论》中有一句话：所谓领导，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调用体制、政治、心理以及其他力量，激发、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领导即告完成了。

    而秦王此时的行为，非常完美地印证了这句话。

    ……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

    静谧的长安城刚刚从宵禁中苏醒，城中的居民照常开始一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察觉到这是充满了腥风血雨、将会决定未来梁朝百年国运的一天。

    而太子和齐王就这么策马走出东宫，经过玄武门，前往临湖殿。

    其实在张婕妤通知两人的时候，齐王更加倾向于张婕妤的建议，集结军队随时待命、托疾不朝，静观其变。

    但太子认为自己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待命，而负责看守玄武门的常何是自己人，再加上有宫中禁军，秦王应该不敢在宫内发动政变。

    他还是坚持要入朝，因为他还要关注事态的发展。

    秦王向梁高祖告状说他淫乱后宫，如果梁高祖召他入朝对质而他不去的话，可能会被梁高祖更加怀疑，让他陷于被动。

    很显然，齐王才是更理解秦王的那个人。

    毕竟他在战场中亲眼见过秦王砍人，知道这个人的危险性。但很可惜，他和张婕妤都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没能对太子产生足够的影响。

    临湖殿周边的景色依旧优美，只是相较于往日，却多了几分令人心季的静谧。

    “恐怕有变！”齐王首先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

    他和太子赶忙拨转马头想要熘走，但藏身于暗处的秦王和尉迟敬德已经冲了出来。

    那把让突厥人“观之以为神”的大弓此时已经拉开，粗大的箭锋如同新月弦上的闪亮光点，而光点的目标则是太子。

    这一幕应该在齐王眼中留下了极深的恐惧。

    因为他见过战场上的秦王，知道秦王的箭有多致命。

    箭无虚发、力透门阖的大箭已经为太子奏响了死亡的倒计时，而在秦王纵马冲过来的同时，齐王也在尝试着张弓搭箭。

    然而，这个自诩“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猎”、曾经在晋阳以射猎百姓为乐的齐王，此时却一连三次没能将手上的弓拉满。

    三箭，全都在距离秦王一丈开外的地方颓然落地。

    齐王不可思议地低头，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在微微颤抖。

    在这之前，太子和齐王都无数次谋划过要如何杀死秦王，但在真正兵戎相见的那一刻，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做好在战场上与秦王正面对决的准备。

    而秦王手中的一箭已经离弦，伴随着呼啸的破空声，大箭从太子的后心射入，又从前心贯出。

    应弦落马。

    对于太子而言，他死得很突然，也很合理。他与秦王箭下的那么多亡魂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在大箭面前他太子和兄长的尊贵身份全然没有任何意义。

    但对于秦王而言，随着他亲手杀死兄长的这一刻，一个最大的政敌被铲除，但也有一些东西，永远地离他而去了。

    据说晚年的秦王曾经感叹：吾死之年，廿六而已。

    显然，直接肉体消灭对方一直都不是秦王的第一选择，他一直在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威望、想要让梁高祖改立他为太子。

    那样的话他也就不用在这种地方展现自己的决断。

    但那种可能性终究还是消失了。

    接下来的进展，没有太多需要李鸿运干预的地方，基本上全都按照史料记载上发展。

    齐王被尉迟敬德追杀，在慌乱中被流失射中坠马，但在逃亡中进入小树林却恰好撞见了因为战马受惊而摔在地上的秦王。

    于是，齐王从秦王手中抢过弓想要勒死秦王，然而尉迟敬德紧随而来。齐王赶忙放开秦王想要往武德殿的方向逃走，但尉迟敬德快马追上，将他射死。

    此时，东宫将领也已经率领两千余人的精兵杀向玄武门，然而臂力过人的张公谨却一人顶住了沉重的宫门，坚持了很长时间。

    而决意站在秦王一方的玄武门禁军也下场，虽然两名将领因为寡不敌众而阵亡，但也顶住了局势。

    眼见玄武门战事焦灼，而东宫将领开始鼓噪着要转攻空虚的秦王府，尉迟敬德突然赶到，将太子和齐王的人头扔在地上。

    于是，东宫的部队士气尽丧，四散而逃。

    尉迟敬德又赶往海池，找到正在与臣子泛舟的梁高祖……

    然而看到这里，李鸿运突然觉得有些不对。

    “等等！”

    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没有任何问题，细节与史料吻合，也与常理相符。

    玄武门之变的细节史书记载得很详细，梁太宗让群臣“削去浮词、直书其事”，所以连自己因为战马受惊冲入树林被树枝撞下来、又差点被齐王用弓弦勒死的细节也都写上了。

    相较于历史上那些不明不白的死亡，梁太宗已经给了这两个兄弟全部的尊重，大大方方地将自己杀兄弑弟的事情写在史书上。

    但李鸿运还是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

    如果是从史料上看，可能还察觉不到。

    因为史料记载十分简洁，信息高度凝练，主视角集中于秦王、太子、尉迟敬德、齐王等人，一切似乎都十分紧凑，没有任何遗漏。

    但是当具体的场景出现在李鸿运的面前时，这种异样的感觉就逐渐强烈。

    从画面中能够清楚地看出，秦王这边的人手都是披甲的，而太子和齐王却都没有披甲。

    因为以他们的身份，进入皇宫可以配刀剑或者弓箭，但却不能披甲。

    披甲等于明牌谋反。

    所以有准备的秦王披甲，而没准备的太子和齐王没有披甲。

    从高空中俯瞰，能够清楚地看到整个皇宫的结构。

    自最北方的玄武门进入后，是北海、西海、南海这三个人造景观池，再往南则是临湖殿。

    显然，临湖殿正是因为临近这三个景观池而得名。

    过了临湖殿往东南方走，就是甘露殿，往南越过甘露门是两仪殿、太极殿，而从甘露殿往东再往南，才是齐王逃命时的目标：武德殿。

    也就是说，秦王与太子、齐王的战斗，发生在临湖殿周围的很大范围。

    而海池，其实就在临湖殿边上，是太子和齐王进入的必经之路。

    甚至有可能，太子和齐王在进宫时，还见过海池上的游船。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父皇和一众大臣在上面。

    所以，综合分析起来，当时的场面应该是极为明显的。

    秦王带着数十名全身披甲的骑兵，埋伏在临湖殿周围。

    太子和齐王经过海池来到临湖殿，而当时梁高祖和大臣们就在海池上泛舟。

    而且，在杀死太子和齐王之后，尉迟敬德直接全身披甲、手持长矛、浑身浴血地去见梁高祖，但史料中却并无任何他被侍卫阻拦的记录。

    那么，在秦王和太子厮杀的时候，皇帝为什么会没有察觉？

    即便玄武门刚打开、秦王刚进入的时候，皇帝没有察觉，那之后这数十名披甲骑兵堂而皇之地到临湖殿附近埋伏，难道就没有皇宫中的侍卫发现吗？

    侍卫就算不去阻拦，也总该去汇报皇帝吧？出了这么大的事，皇帝竟然还在若无其事地游船？

    甚至太子和齐王被杀时的喊声惊天动地，连东宫的将领都带着人杀到玄武门了，梁高祖却仍旧一无所知。

    等尉迟敬德去见皇帝的时候，更是一路畅通无阻，就好像皇帝本人没有任何护卫一样。

    荒诞的感觉在李鸿运的心头浮现，他暂停了眼前的画面，以俯瞰视角重新复盘了整个过程。

    梁高祖莫名其妙地神隐了，作为一个皇帝，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这显然很不合理。

    毕竟他此时还是个实权皇帝，不是被架空的傀儡。就算宫中有一部分人被秦王策反了，但亲卫中肯定还有很多人是完全忠于他的。

    李鸿运瞬间意识到，之前楚歌说的“史料中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梁高祖”是什么意思了。

    显然，这里才是史官都不太敢写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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