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的行为，大明对于战争的主动权更加的落寞。

    同时越发暴露大明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本质，大明的最高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当中。

    尽管崇祯在病榻当中，对着一帮内阁成员为杨嗣昌极力辩解。

    可是各部给事以及御史言官等纷纷上疏，要求追究杨嗣昌的责任。

    “杨嗣昌拥兵自卫，一无成功。”

    “襄阳失，荆南则有剥皮之恐，洛阳失，开封有累卵之危。”

    “杨嗣昌有六条可斩之罪：一是失去藩封，陷郡县；二是参抚臣以逃避自身责任；三是以《华严经》灭蝗，颂咒消贼；

    四是张献忠入川，让其单骑脱逃；五是贿赂监军；六是结交朋党。”

    “杨嗣昌奸欺误国，请用袁崇焕例，千刀万剐，传首九边。”

    朱由检因为杨嗣昌是自己力排众议，特简夺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责难，有损他的“明主”形象。

    于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称：

    “杨嗣昌系朕简用，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

    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你们故意排斥他，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你们这一遭，朕已经派靖辽侯前去相助，静等佳音，此事勿要再提。”

    崇祯不仅没有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手就给他提拔他为太子少保，希望他再接再厉。

    大小群臣们见皇帝如此护短，只好缄口不语。

    无论是崇祯派出去的督师，还是一朝五十辅臣，没有一个人能像杨嗣昌这样获得他无条件的信任以及支持的。

    甭管你们如何说他，朕都不会处罚他的。

    崇祯对于张献忠李自成，分别派出去了吴国俊以及傅宗龙等人。

    而盘踞在西北的锤匪贺今朝，暂且与他达成和谈，倒是不需要过多关注。

    因为想要关注，也没多少实力的。

    反倒是辽东鞑子派人在义州屯驻，且耕且战，设营挖堑壕，把锦州团团围住。

    再加上金国风战死，崇祯内心越发的忧愁。

    为此把他亲笔题写的“灭寇雪耻”条幅传示群臣，表明他坚定的信心。

    大臣们深知皇帝御笔“灭寇雪耻”四字的分量，都不敢贸然奏对。

    独有新任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似乎胸有成竹，出班跪奏：

    “陛下“灭寇雪耻”四字，就是中兴大有可为！

    臣每见陛下传谕户兵各部，及申饬各边督抚等官，睿虑精详，无不周密。

    只是各边未有力行！”

    听到这话，崇祯脸上连连赞同。

    朕如此殚精竭虑，考虑周详。

    大明到如今这种被动的局面，全都是各边未曾如实按照朕的计划实施。

    “陛下，就如练兵一事，中饬再三，其实兵何曾练？

    只是将花名文册点操一番，花刀花枪，全无实着。

    臣每读《会典》，见太祖高皇帝教练军士律，以弓弩刀枪分别试验，立行赏罚，此是练兵之法。

    凡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拼抢胜负为升降。

    凡袭替官舍比试，必须骑射娴习，方准顶袭，此是练将之法。

    当时百战百胜，只是兵练得精，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以兵，到皇上才要设兵？

    难道本无一饷，到陛下这里才要加饷？”

    崇祯听了蒋德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由得入神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题点评道:

    “卿之所言，真是闻所未闻啊。”

    蒋德璟得到皇上的夸奖，进一步的发挥他的练兵主张：

    “军即是兵，总计内外卫所三百余万军兵尽足用，且养军之屯田盐粮甚多。

    二三百年来并不曾加派，饷尽足用。

    如今只将祖制振举，件件实做，自可灭敌。”

    蒋德璟显然主张恢复明初的卫所屯田制度，其实是没有多大可行性的空谈。

    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卫所屯田，早已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土壤，企图“振举”祖制无异于画饼充饥。

    崇祯却以为蒋德璟所论闻所未闻，或许可以弥补时局，迫不及待地道：

    “再奏，卿从容奏来!”

    蒋德璟于是大谈可以彷效俞大献的《剑经》、戚继光的《练兵书》，加紧练兵。

    听了一大篇关于练兵的高见后.崇祯把话题转移到今日议论的主题上，问道：

    “今敌在义州，作何筹划？”

    蒋德璟则是回奏道：“义州距锦州九十里，锦州距宁远六十里，宁远入山海关至京师近千里。

    北骑在沉阳相距甚远，决不从关内来。

    只恐占住义州，径至大宁(在今内蒙、辽宁边境)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蓟(镇)犯宣(大)，却是可虑。”

    蒋德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他否定清军攻取义州意在拿下锦州及其附近的松山、塔山、杏山要塞，进而威逼宁远的战略意图，过于武断。

    毕竟按照清军前几次入塞掳掠，都是这般行动的。

    崇祯被他的地名、里程搞得不得要领，纠正道:“里数亦不许算，只说目前要领。”

    蒋德璟似乎提不出什么“目前要领”，又重提练兵，大体是兵要精、饷要足、将要强之类。

    这次御前会议反映了廷臣对于清军在义州的军事行动束手无策。

    蒋德璟的泛泛而谈虽也触及时弊，但难以操作，不能解决辽东的实际问题。

    相比于杨嗣昌能给崇祯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这些大臣全都是再大面上说，具体操作都无，着实是让崇祯对他们欢喜不起来。

    内阁成员的表现，也不是很好，让崇祯极为不满意。

    自从温体仁被罢官后，内阁首辅的职位先后由他的亲信张至发，薛国观担任。

    他们推行的都是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政策，媚上妒下，排斥异己，许多人都获罪而去，朝政越发的混乱。

    张至发之前的阁臣相继离去，才得以升为首位，成为阁老。

    如此并非是皇帝对他情有独钟，而是政坛一向有所谓的“传衣钵”的传统。

    类似师徒传承的意思。

    一切按照上一任既定方针办，张至发继承温体仁的衣钵，是在意料之中的。

    他作为温体仁的亲信，没什么自己的政见，只是在那个配合温体仁。

    当温体仁遭到弹劾，他便挺身而出辩护，但是张至发本人奸佞无才，才智机变根本就比不上温体仁。

    当然导致张至发的下台是因为猪队友。

    吏部尚书田惟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被揭发。

    张至发看到此疏，立即密抄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预先作好准备。

    不料田惟嘉弄巧成拙，不待皇帝把杨士聪奏疏批转内阁，他就迫不及待，上疏辩解，一下露出了马脚。

    对于奏疏极为细心的崇祯立马就看出内阁与吏部串通作弊的蛛丝马迹，下旨要田惟嘉举实回奏，不许掩饰。

    崇祯查明情况后，不仅罢了田惟嘉的官，还由此迁怒于张至发。

    张至发的下台并非仅仅因为此事，据大理寺副曹荃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接受贿赂的种种丑闻，无不牵连到张至发。

    张至发接连不断上疏为自己和黄应恩申辩，崇祯仍把黄应恩下狱论处。

    至此张至发已觉察到皇上对他失去信任，便自我解嘲地三次上疏辞职，崇祯顺水推舟予以照准。

    尽管张至发的辞职奏疏上没有只字提及身体有何不适，崇祯却批准他“回籍调理”，以一种体面方式患政治病罢了他的官。

    这一政坛逸闻一时传为谈笑，多讽刺张至发是“遵旨患病”。

    张至发任内阁首辅不到一年，代之而起的首辅孔贞运，柄政不过两个月就被刘宇亮取而代之。

    刘宇亮因自请督师失职，也被罢免，代之而起的是薛国观。

    崇祯是把薛国观当成温体仁的影子来对待的，薛国观果然没有辜负温体仁的期待，全力奉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政策。

    薛国观虽然是温体仁的影子，但才智操守远不及温体仁，崇祯对他由信任备至渐渐产生怀疑，发觉其奸诈。

    崇祯接见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薛国观推卸责任，把廉政的责任统统推到厂卫身上，假如厂卫监督得力，朝臣怎敢如此？

    在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汗流浃背，对他在陛下面前如此挑唆恨之人骨，于是专门侦察他的阴私秽事。

    薛国观本极贪鄙，要查其秽事易如反掌。

    这些秽事经由东厂太监王化民之口，传到了崇祯的耳朵，由此崇祯对薛国观的宠意渐移。

    这时又有一事激怒了崇祯，由于财政人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

    他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非皇上独断不可。

    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神宗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郎现今皇帝曾祖母的侄孙)这一关能打开，其他皇亲国戚便不难就范。

    于是薛国观拟旨向武清侯李国瑞家“借”四十万两银子，李氏迫于形式，故意装穷。

    拆毁自家房屋，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得满城风雨。

    崇祯大怒，下旨削夺李国瑞的侯爵，年迈的李国瑞惶惶然惊季而死。

    有关衙门仍追银子不停，弄得皇亲国戚人人自危，放出谣言。

    孝定太后已经成为菩萨，在天上指责皇帝刻薄外戚，诸皇子行将天折，已降神于皇五子。

    如此精准的谣言蹊跷得很，不等他细查，崇祯最宠爱的皇五子慈焕果然死去。

    至于是不是被人搞死的，厂卫皆是查不出来。

    大明皇帝对于皇宫的掌控越发的孱弱，不说自己的性命，连儿子的性命都保不住。

    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崇祯追悔莫及，他立即追封李国瑞的七岁儿子存善为武清侯，悉数退还李家上缴的金银。

    崇祯因此怀恨薛国观，只是不便发作。

    但薛国观把柄终于被他抓住了。

    行人司官员吴昌时适逢考选，唯恐薛国观从中阻抑，通过其门人打通关节，薛国观假意敷衍，答应“当拟第一”，即得吏科给事中，事后只给了他一个礼部主事。

    吴昌时毕竟不是可以随意耍弄的等闲之辈，决意报复，便联络密友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之事。

    崇祯令五府九卿科道官审议此桉，掌五军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没有摸清皇上要借此严惩薛国观的心意，竟从轻议处。

    请令薛国观致仕或闲住。

    崇祯预料科道官必定上疏严纠，但是科道官慑于薛国观是内阁首辅多缄口不言，只有给事中一人上疏，一面批评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一面微诋藐肆妒忌。

    这无异于隔靴搔痒。

    崇祯大为不满，把奏疏丢到地上，骂道：“成何纠疏!”

    但又不得不按照徐允祯、傅永淳的“请令”，前夺薛国观的职务，放归故里。

    薛国观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皇帝对他还颇为卷顾，出京是依然--副宰相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

    东厂侦知后，当即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迫其招供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事实，牵连傅永淳、蔡奕琛等十一人。

    崇祯以为受贿有据，下旨把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

    薛国观返京后，自以为必不至于处死，晚上监刑官进门时，他还在酣睡。

    看到来人都穿绯衣，才蹶然醒悟，必死无疑。

    仓皇间觅小帽不得，取随从奴仆帽戴上，狼狈不堪地接旨。

    “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他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只能下意识的叩头，口中已不能出声。

    临终时叹了一口气：“吴昌时杀我!”

    薛国观便遵旨上吊自尽。

    悬梁两日后，崇祯才准许家属收尸。

    虽然温体仁不在朝廷，但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一个标签“孤臣”的人，背地里结党的势力绝不是崇祯能想象出来的。

    其实温体仁之后，思宗对于内阁辅臣不能为他分优，力挽狂澜，而热中于结党营私，深为不满。

    薛国观不识时务，仍旧重蹈覆辙沿袭温体仁主义，亦步亦趋，使政局愈发紊乱，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皇帝大可名正言顺的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悬坐他贪赃之罪(罚赃银九千两，没人田地六百亩)，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

    故而崇祯思来想去，决定要把被罢官的周延儒重新提拔到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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