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我的文艺时代:在文讲所的日子 第49章 师生
前些年对万先生的冲击是很大的,77年之后大地复苏,万象更新,他的景况好了很多。
不过现在毕竟已经是年过古稀之人,精力和热情已远不如年轻的时候,每天忙不完的接待、出访、会议,这次出访是去米国,回来之后歇了两天才让女儿万芳去通知林为民过来见面。
他和林为民在书房谈了十多分钟,主要是他在询问林为民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琐事,林为民说,他就这么静静的听着。
听林为民说起他想进《当代》的编辑部,万先生问了一句,“怎么会想进那里呢?做个专职的作家不好吗?”
“老师,我没那么好的条件啊。这次文研所学习之后,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得先回农村,然后再回老家,想办法让街道给安排个工作。”
“原来是这样。”万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话。
这时黎玉茹敲门,“吃饭吧。”
能在家里吃饭,代表的是一种认可,林为民欣然起身。
餐桌上的菜一荤两素,味道很好。
吃完了饭,林为民主动抢过盘子,“师母,我来收拾吧。”
“不用了,这都是我的事,你们聊你们的。”
她的态度很坚决,林为民没再坚持。
回到书房,万先生给他开了一份书单。
“这些书,回去有时间就读一读。如果有新作品了,就拿来给我看看。”
“好的,老师。”
聊完这些,林为民知道是该告辞的时候。
从万先生家出来,外面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他回头望了一眼隐身在黑暗中的“尚书楼”。
缘分这东西还真是奇妙,自己莫名其妙穿越到八十年代,走了狗屎运进了文研所,现在居然成了万家宝的弟子。
哪怕老人家只是碍于文研所的面子,但自己那声“老师”叫出口,老先生毕竟没有否认。
光是这两个字,哪怕今后自己一事无成,凭着“万家宝弟子”这块招牌也能在体制内混个风生水起了。
林为民心中充满了对文研所和万先生的感激之情。
到了和马克梦约定的日子,林为民去了一趟燕京大学。
《利刃出鞘》的稿子马克梦已经修改的差不多了,但还是有些瑕疵,林为民和马克梦待在宿舍花了两天的时间将稿子修改之后,以马克梦的名义寄了出去。
“但愿一切顺利!”
马克梦寄完稿件出来之后自言自语。
林为民拍拍他,“老马,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把这当成一次有益的尝试。”
马克梦苦笑着摇头,“为民,你真是有一颗大心脏。”
小说发表的稿费对马克梦来说并不算什么诱惑,即便真的发表,到他手里也不过几百刀。
真正让他激动的是作品发表以及发掘到一个潜力作家的成就感。
《利刃出鞘》的稿子寄了出去,也代表林为民最近彻底无事一身轻。
他想起万先生给他开的书单,上面都是中外名家的剧作,如莎士比亚、汤显祖等。
跑了几家书店,勉强买到几本,要想凑齐这书单上的书可不太容易。
既然书店买不着,那就去图书馆。
这天一大早,林为民蹬着自行车从东郊出发,到达燕京图书馆的时候已经是9点左右了。
当他把书单递上去,好不容易拿到一本书,又是半個小时过去了。
说来也怪,穿越前他买来的书放到落灰也不见得会看几眼,现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来的书,他看得如饥似渴。
总结起来,就是不知道珍惜。
这人啊,下|贱!
如此过了快半个月,文研所马上快重新开学了,林为民趁着这天周末,又赶着晚饭的点儿来到木樨地。
万先生指着他笑道:“你小子是不是就赶着这个饭点儿来的?”
“老师,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您看看外面,再过一会儿就黑天了,我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小伙子晚上走夜路多危险啊,我这完全是考虑到您老的时间啊。”
万先生被他的搞怪逗的哈哈大笑,正巧这时黎玉茹刚刚做好了饭菜,林为民进了屋子什么也没干,先吃上了饭。
晚饭过后,林为民和万先生进了书房。
“书看的怎么样了?”
林为民汇报了一下最近看书的情况,万先生听完颔首道:“看书不要急,这些书不是限时要你看完,而是要让你把它们看明白。”
“老师,什么叫看明白?”
万先生道:“融会贯通。”
林为民挠了挠头,这个“融会贯通”恐怕比“倒背如流”还要难吧?
又交流了一会儿,听林为民说起他搞了一篇推理小说投到米国的杂志上,万皱起了眉头。
“写作还是要专心,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老师,这个我倒是知道,就是想赚点外快。”
万先生横了他一眼,“你啊,从第一回见面就看出你这个功利心。”
“您这么说就冤枉我了,别人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啊?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被万先生训了一句,林为民立马就要拉开架势诉说革命家底,忆苦思甜。
他的情况万早就清楚了,挥手打断他,“好了,不要嬉皮笑脸的。”
林为民立马噤声,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的,但对于师道尊严这种原则性问题还是不敢触碰的。
“不是不让你搞这些东西,而是怕你分心。你现在年纪还小,不懂得创作精力的宝贵……”说到这里,万先生的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怅然,仿佛在眺望远去的时光。
万先生是年少成名的典范,23岁时便写出《雷雨》这样的旷世名作。
25岁,作《日出》。
26岁,作《原野》。
30岁,作《燕京人》。
“牛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都是贬低他,称他一句“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人”,当之无愧。
可就是这样一位青年时代经典迭出的牛人,却在39岁以后陷入才思枯竭的循环,被评论界认为江郎才尽。
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
哪怕是到临死前,他也在呐喊:“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