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看了一眼还在角落中生着闷气的年轻人，再看看那些对陈健所说的新的不公又会产生而有些急躁的其余的年轻人，陈健尽可能的平静。

    “之前海浪同志讲了讲他是怎么认识并且融入到咱们这个大家庭中，那我就讲一讲咱们这个大家庭是怎么不断分家的。”

    “践行自己心中的正义，是一种进步。”

    “但进步所带来的后果，未必都是正义的。”

    “旧墨党分裂成为松散的进步同盟，那么当初没分裂之前，将那么多的人聚集到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正义感。所以，分裂后仍然叫进步同盟，就因为正义是一种进步。”

    “但当思想的激辩、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初现的时候，怎么践行正义也就初现了分歧。我可以说，按照好与坏来分，当初加入进步同盟的大部分人，按照这种分法都是好人。”

    “然而正是因为我们不是以好坏来区分的，所以分裂为了进步同盟，然后再因为各自的争执彻底解散停止了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的党在当初分裂之时，选择了以生产力的进步和公平公正这两条作为标准，而不仅仅是善良与道德——那么，我们选择的两条标准，谁在前？谁在后？”

    “这就是个陷阱，因为没有什么谁在前谁在后。进步的最终结果，就是不公自然而然地消失，而不是说靠着对抽象的道德人性的追求，达成最终的进步。”

    “就像海浪说的那个地主的故事，如果土地归全民所有，那么他说的那种让我们睚眦欲裂的故事就没有发生的基础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基础，是土地归那个大地主所有，而佃农们除了种地之外没有其余的生存手段。”

    “当然了，我们现在没办法走那一步，只能走另一种阶段的路，所以一些年轻人心中很不高兴。”

    “你们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河谷区的水力纺纱厂什么样，我应该比你们清楚。扭曲的童工、便宜的女工……这也是咱们为什么只能在大荒城建纺织厂、而在闽城不建太多纺织厂的原因——人家一天干十五个小时，咱们内部是十小时工作制还有工伤赔偿和假期，用不了一年就会赔的连裤衩都没了——纱线卖不出去就只是纱线而不是钱，我们的方式又决定了我们的纱线成本远高于其余纱厂，所以咱们在闽城也不建太多这种纱厂，有这钱就投入到一些可以靠技术垄断的行业，保持咱们内部的这种制度，逼着咱们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不断地研发新技术。”

    “你们说变成大农场之后，还不是唯利是图、尽可能压低工资吗？如果不是因为国内反对引入奴隶抢底层的饭碗，你们很快就能看到闽城的大农场到处是黑人了。”

    “你们说城市的资产阶级们，也一样以勾引别人妻子为乐、也一样可以廉价地操着女工、甚至还批量地将女人送入到为了钱而人尽可夫的境地。这和睡佃户的妻子有区别吗？”

    “这么一看，进步还有什么意义啊？距离正义的距离根本没拉近，有些地方拉的更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喊出要恢复宗法土地和行会制度的原因，我说句难听的话，要是遇到个好的行会会长和好的宗法家长村长，底层的日子过得却是比闽城现在的很多工厂要强。”

    “现在你随便问一个失地者，你问他们是在农村好啊？还是在城市每天等着出售自己的劳动好啊？这回答是显而易见的。”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导致了咱们内部的很多年轻人愤怒、不满，甚至做出了过激举动的原因。这可以理解，我也很高兴你们还能秉持着一颗践行正义与公平的心。”

    “但是，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我看咱们墨党很快就又要分裂了——到时候分成两派，一派是未来进步派；一派是正义游侠派。”

    下面传来一阵嗡嗡声，陈健说的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建立并且暴露出种种问题之后，一些激进的、仍旧以好坏、正义等心态为驱动的年轻人肯定会想，这特么折腾什么啊？都是吃人，换个吃法就是进步了？

    这个道理讲不通，墨党必然分裂。

    陈健踮起脚，沉声道：“我在环球航行的时候，读过一首诗。在这里，送给海浪同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这柄心系不平事的剑，好不好？”

    “好。”

    “我们墨党要不要每人都手持霜刃，哪有不平事哪里就有我们？我们也别追求什么社会的进步了，就像是那些乡村赶集的一样，哪有不平事我们就去哪里，用剑去履行我们心中的正义和公平，好不好？”

    “不好！”

    “我现在给你一把十年剑，你去把那个地主杀了，把地分了。仇也报了、恨也消了、也正义了公平了……然后社会还是这个样子，百年之后又是土地兼并，又有新的地主取代了原本的位置。那时候，你还活着吗？你的孩子还能保持这份赤子之心去提三尺剑平不平事吗？”

    “提剑杀人践行正义，那是抱着一瓶水在广袤的北部荒原山火中灭火。”

    “变革社会制度、让社会进步，是把那些荒原之木砍掉，再没有山中之火。”

    “我们都知道，我们构想的未来中，山川河流土地矿产这些东西，是归国人所有的。但是，怎么达成这一步？”

    “两种办法。”

    “现在靠我们自己起义，想要获得支持，就得均分土地，这样才能获得佃农、小自耕农的支持，而不均分他们不会支持，更不会支持集体所有制。”

    “现在和资产阶级合作，减租减息的同时，让资本深入到土地经营之中，灭绝租佃关系，成为一种和租佃关系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将佃农变为雇工，而等到今后我们再提土地国人所有的想法，雇工们从劳动者变为劳动者加经营者，继续保持大土地的模式。”

    “后者听起来不错，但关键在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强不强？能不能做我们的盟友？能不能和我们合作战胜旧势力的大家族、食利地主？”

    “这要具体分析。”

    “在闽城，完全有可能。我们有大荒城做泄压和开垦地，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有大量的受我们将近十年宣传启蒙的市民做同情者，闽城的新议事会和土地关系不是很大。”

    “闽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处在一个最有朝气的时代，那些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秉持着这种朝气和旧时代战斗；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些工匠、自由织工等，也愿意跟我们一同去和旧时代战斗。而大资产阶级还需要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到去面对掘墓人的时候。”

    “看似之前发生过起义，但是织布小资产者的生活却比以前好得多，不好的只是被冲击的纺纱工。所以很大一部分市民切身地感受到了旧时代的丑陋和压迫，但却还没有真正感触到新时代的竞争和肮脏。”

    “他们可以和我们站在一起，而且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狂热性被发动起来，在很多行业没有被资本怪兽影响的时候，喜迎资本主义反对旧时代的不公。而等他们也被吃了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更多的力量。”

    “在望北城往北，这种道路那就绝无可能。那里的土地秩序根深蒂固，那里的资产阶级孱弱的毫无力量，那里的商人和土地的关系太深，那里的人口太多导致的学闽城搞土地兼并就是百万人大起义。”

    “如果没有农民反抗的高涨，望北城不可能推翻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这种高涨以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这种同情和憎恨决定了他们只有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传统文化中的圣人治世和耕者有其田，才有可能推翻旧制度。”

    “这也决定了就算我们在那里活动、播下了种子，参与者仍旧是心怀天下的主观的好人，然后发动起来的也只能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广大农民。下一步怎么走，我们已经难以影响，但可以确定闽城现在要走的这条路那里绝对走不通。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和传统文化的伟大力量，那里从不缺乏心怀天下的人。”

    “之后的路，要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去解放自己，我们无需担心，并且要相信他们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殊途同归的道路。”

    “在大荒城，那可以直接越过这两步，直接走入下一步。如今我们正在做，一方面奴隶制城邦在我们眼中毫无力量，一方面那里的土地足够多，集体合作可以达到开垦的极限，可以使用一些新的畜力农具，可以联合在一起兴修水利。”

    “从公平的角度看，这是治标治本的一个过程，就像是头疼时候吃的那些极苦的药一样。”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是可以扩大国民劳动财富总和的过程，这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从公平与生产力这两个、我们从进步同盟中分裂出来后所秉持的两种评判我们党派走的对不对的价值衡量度来看，都是正确的，那么我要说这么做就是对的。”

    “从现实的角度看，是农民们容易组织？还是雇工们容易组织？是农民们容易组织在一起一同去维护公平？还是雇工们容易组织在一起争取利益？”

    “要注意一点，这种社会的进步，不是我们强制的，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我们，就不会出现吗？”

    “并非如此吧，我们只是在为这种进步护航，让这种进步变得更快一些。”

    “我们支持这种进步，并不代表我们支持进步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的种种不公，相反我们从建立之初就一直处心积虑地消灭他们。但是要釜底抽薪地消灭、治标治本的消灭，而不是靠着一柄十年之剑去消灭。”

    “倘若我们不支持，那么这种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引发一场偏斜，正如行会宗法制的鼓吹者们所想要的那样——原地踏步，重建道德与传统，靠善良、良心、道德这柄十年之剑去除不平之事。”

    “那么，很显然，海浪同志讲的故事中那样的地主还会一直存在，不断轮回，悲惨的故事仍会发生。说不准，故事中那个坏人，就会是我们中的某个人的后代。”

    “甚至我们可以知道，下一步的社会，比起之前来说，除了生产力进步了，吃人和不公之类的事只是换了个模样继续进行，甚至有了更为合理合法的选择——你在城市，有钱有资本，可以睡整个城市中最漂亮的那些女人，而不至于像是在农村一样只能睡佃户的，而且听起来比那个故事还少了几分愤怒。”

    “但是，我们同样知道，想要走到更往下的、治标治本釜底抽薪的那一步，我们必须要走到接下来的那一步。”

    “一二三，我们的未来是三，于是逼的我们不得不去为二保驾护航，防止落回到一。可是，我们要记住，我们不是为了二，而是为了二后面的三。”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定义，那就是闽城和闽城之外的农村是不同的。”

    “闽城的资本主义已经露出了他们的血盆大口，而在闽城产生的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想法，在农村的组佃体系中自然会受到城市中产生的这种基于闽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味道，于是他们害怕农村走入闽城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想要直接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

    “这种想法是危险的。甚至可以说，一些人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但在客观上，他们违背了达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再严重一点说，他们和那些妄图退回到行会宗法制的人，很相似，是一种空想的、违背现实的、主观是但客观不是的、小资产者心态的‘社会主义者’。”

    “换句话说，在城市的一些人，深刻地同情基于城市工厂制下的‘社会主义’思想，然后转手间在条件完全不同的农村，改造成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却完全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农村的租佃制和城市的分工工厂制，是相同的基础吗？”

    说到这里，陈健也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历史上的争论、派别、‘异端’会这么多，会出现那么多的内部路线斗争，实在是不谈不行，太容易走歪——主观同情者和客观科学之间，有时候走的让人浑身难受，更会让一些“好人”心寒，可缺乏客观物质条件下又不得不需要主观的社会主义者“好人”做基本盘，这是个非工业化下的悖论。然而面对这种变革期，没有“好人”敦促，又很容易让资产阶级过早露出吓人的一面，从而把一些人吓到空想和反动社会主义甚至帝制那一边。

    这话说的如此之重，下面传来一阵阵的讨论声和嗡嗡声，陈健尽可能地将这种事变为内部讨论而非扣帽子的行为。

    压住情绪尽可能平和地说道：“我这不是在评价某个人。事实上，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基于此时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即便这种思想成为主流在此时成为主流我都不意外。客观条件决定的嘛。”

    “但是，当五年后十年甚至更久远的、但显然咱们能活着看到的年代，当农村的资本主义改造完成、当闽城到处都是各种分工制的大工厂，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而这一切，当然需要我们不断地促进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在现实中理解我们的思想，接受我们的思想。当闽城到处是黑烟弥漫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想法被广泛接受的时候，更是空想者自发转变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加入的人心头都有一柄三尺剑。这是好事。所以我说此时说的‘主观的、空想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我们可以团结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客观的社会条件如此。”

    “我希望，每个加入的人心头的那柄三尺剑，知道斩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斩，并且将千万人心头的三尺剑凝聚成一柄强大的、有思想的、团结的剑。”

    “不去斩人，而是去斩落‘坏人’存在的基础，斩个翻天覆地，哪怕暂时有漏网之鱼，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基础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些漏网之鱼也会自然而然也就不复存在。”

    “斩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剑，会崩的；这心，会累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