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人制，是一种似乎没有系统、正式的宣布过，但有元一代始终奉行蒙古至上主义，优待色目人，轻视汉人、尤其歧视南人，以确保蒙古贵族的统治权和特权的制度。

    在征服人数最多的第四等人南人之前，即忽必烈统治的初期，各种机构的设置和为实施文官管理所作的各项规定，都以充分考虑了这些区别，并且从法律上加以强化。

    一旦这些法律规定确定，就具有法律的效力，一直影响到元朝灭亡为止。

    这些歧视性地规定被用于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规范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中，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受到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与蒙古、色目人相较，政治上的民族差别极为明显。

    元代四等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按族群等级任官，“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例外，但有元一代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

    据《元史·百官志》序记载：世祖忽必烈时，“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权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

    并且对这些机构官员的任职作了硬性的规定，即“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人都可入仕做官，也不是凡入仕做官的蒙古人都可以为长。“惜元朝之法，取仕用人惟论跟脚”。

    所谓“跟脚”就是指“出身门第”。有“根脚”的蒙古人居官，往往根据他们家世的地位，来决定职位的尊卑。

    成吉思汗时期形成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大怯薛家族，不仅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世袭万户、千户之长，并担任高级怯薛，成为元朝各代皇帝的亲贵重臣，他们都被称为“大根脚人”。

    出生于这些家族的人，在元朝政府机构中总是位居省、院、台要职。所以元末叶子奇说：“仕途自木华黎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

    法律，在中国古代是历朝统治者维护统治，推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到了元代，其推行阶级压迫的本质没变，只是增加了新的内容，维护蒙古、色目贵族的统治利益，即法律上保护、偏袒蒙古人和色目人，而汉人、南人则在刑罚方面远严于蒙古、色目人。主要表现在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而蒙古、色目人在与汉人、南人的冲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表现在：

    一、大宗正府设立及所赋予的权限，体现了民族不平等和维护蒙古贵族特权的原则。

    大宗正府，既是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又是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机关。

    至元二年设立，置十员（札鲁忽赤）。三年，置八员。九年，降从一品银印，主要受理蒙古王公贵族案件的审判。属下监狱拘押的对象是“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者），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在）逃驱（口）、轻重罪囚，及远边出征“有罪”官吏。每岁从驾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诸事，悉掌之。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卷87）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致和元年有规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

    据此，则北方除上都、大都地区蒙古、色目与汉人之间纠纷的案件归宗正府外，其余地区汉人、蒙古、色目词讼均归地方政府和中央刑部处理，江南地区的刑狱也归刑部审理。

    顺帝元统二年三月，“诏：蒙古、色目犯奸盗伪之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元史》卷38）

    也就是说，到了顺帝时，政府又收回了刑部有限的对蒙古、色目人的司法权，归宗正府管理。

    同时，《元史·刑法志》规定：“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在中央大宗正府长从一品银印，较刑部尚书为高，又由蒙古诸王充任，蒙古贵族掌握了狱政大权。

    地方上，路、府、州、县各设有蒙古管事官达鲁花赤一人，其权利凌驾于地方长官之上，也可以直接鞠勘罪囚，从而表明不少地方的司法权实际操纵在蒙古官之手。

    用蒙古人断蒙古人的罪，结果不是官官相护，就是蒙古人袒护蒙古人。给蒙古、怯薛军、色目人等带来了特权及方便，不仅一般案犯享受“有罪部判”，或者“轻判”的特权，即使狱中重囚也往往享有特殊优待。

    具体程序是：各省（腹里各路）重大案件上报中央，犯人是蒙古人的，送大宗正府审核；犯人是南人的，送中书省刑部审核；至于汉人案件，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处理，有时送大宗正府，有时送中书刑部。色目人大多按所在地区或送呈大宗正府，或送中书刑部。

    二、不平等还体现在各族群间同罪异罚。

    至元九年五月，元政府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通制条格点校》卷27）

    后来又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如有违反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卷105）

    这条禁令在《元史》中已篡改，通常都理解为汉人殴蒙古人，蒙古人可立即还手；而汉人被蒙古人殴，不得还手，仅许诉与官衙。如果违反了将严行惩罚。

    但如果查这句话的出处，为明显断章取义，其原文如下：“至元二十年二月，中书省刑部准兵部关：承奉中书省札付，照得，近为怯薛歹蒙古人员，各处百姓不肯应付吃的，不与安下房子，札付兵部，遍行合属依上应付去讫。今又体知得，各处百姓依前不肯应付吃的粥饭，安下房舍，致有相争中间，引惹争端，至甚不便。仰遍行合属，叮咛省谕府、州、司、县、村、坊、道、店人民，今后遇有怯薛歹蒙古人员经过去处，依理应付粥饭宿顿，安下房舍，毋致相争。如有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指痒痒证见，于所在官司赴诉。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请依上施行。”（《元典章》卷4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元朝在立法上对怯薛成员给予特殊的权利，这是一个特殊的法律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主要在怯薛歹蒙古人员与普通汉人之间，而非指所有蒙古人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但杀人者死，并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这是一般的规定，但“诸蒙古人因争及趁醉殴杀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卷105）

    “因争及趁醉”为蒙古人开脱，为蒙古人任意殴杀汉人预设了免死偿命的特权。例如诸王孛兰奚因为一己而私怨杀人，但因为他是“国族”，得以免死，仅杖而流于北鄙充军。如果蒙古人砍伤他人的奴隶，治罪愿休和者听。（《元史》卷105）

    法律上又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是，“汉儿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典章》卷42）

    “盗”罪附加刺字，是作为犯罪和累犯的标志，元律同样规定盗窃犯须刺字，但不同族群待遇不同，大德六年，“定窃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同时又规定：“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元史》卷104）

    此后关于蒙古人免刺的禁令再三强调，顺帝元统二年七月，“诏：蒙古、色目犯盗者免刺。”（《元史》卷38）

    汉人“诸窃盗初犯，刺左臂，谓已得财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并充景（警）迹人，官司以法拘检关防之。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元史》卷104）

    如果“诸审囚官自用，辄将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将已刺字去之。”（《元史》卷103）

    同样杀人、偷窃，蒙古人与汉人判罚不同，可谓待遇相差悬殊。

    三、蒙古贵族所垄断的监狱体系的建立，从组织机构上保障了蒙古人犯羁禁期间的特权。

    蒙古人犯罪与拘役，刑讯与监禁，或得以免除，或享有最优厚的待遇。蒙古贵族犯罪（除谋逆等大罪外），更可享受特权，免受缧绁之苦。

    至元九年，“据正蒙古人每，除犯死罪，监房收禁，好生巡护，休教走了；不得一面考虑，即便申覆合干上司；比及申覆明降，据合吃的茶饭，应付与者。外据真奸真盗之人，达鲁花赤与众官一同问当得实，将犯人系腰合钵去了，散收，依上申覆。其余杂犯轻罪，依理对证，并不得一面促拏监首。”（《元典章》卷39）

    蒙古人除犯死罪，才“监禁依常法，一般犯，或散禁，或不禁”，“有司勿执拘之”。对在押之蒙古犯人，狱官“毋得拷掠，仍日给饮食”。而汉人、南人罪囚，一旦锒铛入狱，便丧失任何法律保障，“昼则带镣居役，夜则入囚牢房，”处于严酷的拘系中，甚至可能被凌虐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