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

    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泰昌帝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内阁首辅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对于方从哲替他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结交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方从哲刚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原来是泰昌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

    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

    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

    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

    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

    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

    泰昌帝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

    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

    泰昌帝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

    这几句话无疑是交代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

    泰昌帝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

    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

    没等他说完，泰昌帝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

    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裂的事？”

    泰昌帝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

    方从哲说道：“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泰昌帝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

    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

    泰昌帝面露嗔色：“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

    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

    泰昌帝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帝的爷爷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

    泰昌帝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

    方从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

    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爌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就问：“仙丹可曾带来？”

    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

    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

    而泰昌帝一见仙药，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过了会儿，泰昌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

    泰昌帝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

    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

    泰昌帝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

    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谁知当夜竞暴卒。

    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后续

    朝臣之争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

    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

    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帝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

    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

    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奉禄。

    十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阴谋加害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最终判罚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

    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

    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

    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案件余波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

    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争议

    关于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

    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三百余年来，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