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5年，明朝北方九大边镇蓟镇发生了一件事，在历史上很不起眼。

    这一年正是万历朝鲜战争的第三年，由于前线战事趋缓，明军将第一阶段在入朝的部分士兵调回国内，驻扎在山海关，石门等地。他们的人数约3700人。

    这支部队被称为“南兵”，都是从义乌，处州等地招募，按戚继光兵法训练和作战的军队。主将是跟随戚继光数十年的老将吴惟忠，也就是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戚家军。

    戚家军在朝鲜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平壤战役中他们奋勇登先，连吴惟忠本人都被鸟铳射穿肚肠，但戚家军还是第一批登上了城墙，一天一夜就拿下了被日军占领了多日的平壤城。

    按说远赴异国，定一国之都的功劳可以载入史册，但等候他们的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新任的上司蓟镇总兵官王保，把他们叫到演武场上，

    戚家军发现自己被已经武装好的友军包围，屠杀，最终死亡人数最有根据的说法是1700人。

    然后他们被冠以兵变的罪名，草草上报了事，虽然有热血御史为之鸣不平，但是在当时兵部尚书石星的担保下，总兵王保不但无罪，甚至还因“平等变难”得赏。

    史称“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

    戚家军被冠以的罪名之一是趁乱抢劫杀戮附近的商户居民，但且看看朝鲜君臣对这支部队的评价“功最廉操”，“一路皆立碑颂之”来看，这支部队军纪极佳，在朝鲜时是少有的不抢劫不扰民的军队，朝鲜当年所立碑到两百年后还看得见。

    在国外战区尚且如此，到国内反而会抢劫商户杀戮自己人民？明显不合理。

    那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因何被杀戮？

    为什么在日军的火绳枪下他们不过牺牲数百，回国后反而倒在友军刀下？

    戚家军是一支高薪酬的职业士兵。

    虽然戚家军很强调爱国保民教育，但士兵们确确实实是为了高报酬而来，戚继光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只是教育士兵们：养猫是为了抓老鼠，养狗是为了看家，你拿着朝廷和百姓的银子，出力杀贼乃是本分。

    在朝鲜期间他们更是双饷待遇，一名普通士兵的年薪达到约43两，远远超过国内一般水平。更何况在平壤之战中，明军李如松曾经许诺：先登上城墙的赏赐300两。

    但平壤之战过了接近2年了，不但先登赏银没有兑现，连应该拿的双饷也有拖欠！（当时冒死和他们一起登城的吴惟忠副总兵得了个可笑的20两赏银。）忍无可忍的士兵们鼓噪着要讨个说法，这样本来就和他们有宿怨的北军军官们就趁机发难，用兵变的名义杀人，从而为大明节省了这笔费用。

    一个袁崇焕之死被人记了数百年，到今天还是网络热点，因为他是文官。那1700名欠饷士兵之死的事情却传不了一年，甚至明史里也觉得没必要专门记录。只是在某些奏章里有记载，本来对边塞从军应募踊跃的浙江兵，在这件事后逐渐减少。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就是说索要欠饷，聚众闹事。

    明朝中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但是东征援朝是出国作战，有所不同。

    当时经略军务的宋应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43两左右。宋应昌在职的时候，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战争前被解职，截止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这成为了隐患。

    南兵闹事的原因，并非全部是军饷，还有第一次入朝作战时该得的赏金，大家都是提着脑袋拼命去的，仗打赢了，事先答应的赏金却迟迟没有，这当然让人寒心。

    宋英昌优待入朝士兵，这是好的，能提高士气，激发战斗力。但他离职时没有做好善后，宋英昌自己也在给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兵变主要内因

    欠饷本是军中常事，士兵不满乃至闹事也并不鲜见，为何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会被屠戮？这牵涉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军中的南北之争。

    南兵都是戚继光从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后共有二万余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吴惟忠率领蓟镇3700多南兵参战，表现出色，有目共睹。

    朝鲜人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

    “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但是，军队的统帅李如松，是北军的灵魂人物，他在战后的军功分配上，明显偏向北军，把原来南军的战功按到北军头上，比如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

    不得不说，李如松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将领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级当面斥责上级，可想而知南兵的愤怒。

    南兵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事先许诺的奖赏也不到位，明军内部北兵与南兵之争愈演愈烈，碧蹄馆之战后，李如松战意消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戚继光为何特意要将南兵调到蓟镇，就是想以此作为垂范，整顿北兵的风气，籍此来练兵，戚家军的军纪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后出国的远征中也同样如此。但这样做，必然会伤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造成南北兵之间的矛盾，戚继光在的时候，还不至于表现得很明显，等戚继光去世以后，裂缝就越来越大。

    南北的争端，并不局限于军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张居正、戚继光去世后，继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会偏向老乡。等支持南兵的宋英昌被罢官后，南兵更加势单力孤，无人为他们说话，前面答应的饷银，更是不知找谁去要。

    蓟镇总兵王保，当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蓟镇兵变的爆发，就是南北矛盾的爆发，在这次兵变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怀怨恨北方军官诱杀，随后扣上个谋反的罪名，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兵变深层原因

    不过如果再往深层次探究，这就反映出明朝军队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军事，从起初的军户制到随后的募兵制，发展到万历晚期，已经运行得越来越艰难，从根源上，又与财政息息相关。仰赖张居正改革十年间，国库得以充实，不过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没有恢复。

    “皇帝不差饿兵”这个说法，估计深居皇宫的万历没有听说过，崇祯应该也没有听说过，正是他们不断的差“饿兵”，“饿兵”都变成了“贼兵”，最后，大明终于亡于“饿兵”手里。

    蓟镇之变，其实可以看做是对万历，对明帝国的一个警告。身为九边重镇之首的蓟镇出了这样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这样继续下去，大明帝国很危险！

    可惜，万历和群臣选择性忽略了。

    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蓟镇总兵王保，事后受到了什么追究？

    什么都没有，王保随后替代董一元镇守辽东，卒于任上，死后赠左都督。

    南兵将士们半年前刚刚为国家远征归来，在异国土地上扬名立万，在战争中奋勇当先。可是，这些军人，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日军枪林弹雨，却在驻地被自己长官诱杀。国家就是这么对待功臣的？这是人干的事吗？

    蓟镇之变后，戚继光花费十六年，苦心积虑构筑的防线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后，皇太极指挥清军长驱直入，大明的北边各重镇不堪一击。在清军面前，它们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边墙。

    这是万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过49年，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