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再次见到黎新叶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了。

    过去的一周，苏亦也没闲着。

    依旧在忙碌着。

    上一次拜访高铭先生以后，他这边又开始古文字的研究，说研究不合适，他的古文字功底谈不上研究，更多还是学习。

    他这段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蹭课，也逐渐减少了。

    历史系哪边，中国通史这些基础课程，他已经不去了，也不能说不去，只是开始又意识的减少相关的课程。

    张光达先生隋唐史部分，他偶尔还会去，因为《大唐西域记》他还要看。

    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基本上不去了，宋史，尤其是经济史部分，对他来说，了解即可，他不选择继续深入，宁可先生通史宋史部分，苏亦也没有继续去蹭课，不是不感兴趣，而是他知道自己要有取舍。

    宁可先生一直在北师院教书，在北大历史系开课就是外聘的，一个星期来两次。

    次数不多，苏亦要忙其他的事情，时间就容易冲突，想要过去蹭课也比较难。

    宋史这部分，他也只能自学了。

    丢掉不可能，要宋史方面的常识，啥都不懂，他以后哪里还有脸面去邓广铭先生家做客。

    北大历史系外聘的兼课老师，除了漆侠先生，宁可先生，还有蔡美彪、胡如雷、王利器、刘乃和四位先生。

    这几位先生，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他们的课程，如果不是时间相冲突的话，苏亦都不愿意错过。

    但又不得不错过。

    他又不神，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领域都想要精专。

    蔡美彪的《辽金元史》，苏亦也基本放弃了，时间冲突的话，不强求，其他先生的课程也都是这样。

    其实除了，胡如雷先生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外，其他课程都挺有意思的。

    比如刘乃和讲《中国历史常识》、这门课包括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名字号、避讳、目录等丰富内容，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挺有意思的，可以补足这方面的知识。

    苏亦有时间也没有错过。

    他蹭课的次数多了，刘先生竟然也知道他的名字。

    甚至还知道他新会人，这期间，刘先生自然免不了对他的勉励一番。

    还推荐他有时间可以多看看一些陈垣先生的书。因为刘先生也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

    因此还特意问他，有没有看过陈垣先生的专著。

    苏亦自然是看的。

    在中国史学界，二陈的学术，谁能忽略。

    这段时间，苏亦一直跟周一良先生学史，没少翻看陈寅恪先生的专著，自然，也不会忽略陈垣先生的专著。

    他前世只知道陈垣先生有一本《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如果想要读汉文佛典的话，这本书就是很好佛籍导论了。

    本书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

    其中，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制，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材料，旁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

    比如之前翻看周一良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唐代密宗》的时候，涉及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都有收录。

    配合着宿白先生的《汉文佛籍目录》，会有不小的收获。

    当然，七十年代，宿白先生这本书，还没有出版，陈垣先生的这本概论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在北大待了一个多月以后，苏亦发现了一个大致的规律，那就是各位老师都喜欢跟自己的学生们聊他们的老师。

    这似乎就是一个传承。

    苏亦也爱听。

    这些前辈的生平，各个传奇。

    因为是陈垣先生的小老乡，又是研究佛教考古的，这个奇妙的缘分，让刘先生对苏亦格外关注。

    有一次，课后，还让苏亦有时间可以去北师大她的家中做客。

    能被一名德高望重的先生邀请道家中做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亦只能答应下来，表示有时间一定过去北师大拜访。

    只是这个时间，有什么时候有，苏亦也不确定。

    他有时间了，刘乃和先生也不一定有时间。

    但，这事，却要提上日程了。

    除了以上几位先生的课程之外，还有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王利器也是一位学问大家，其一生留下四十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已逾二千万，海内外传媒一致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他上的课跟余逊先生《历史文选》差不多的路数，都是为了让历史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献。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做客，高先生提到余逊先生的时候，还充满了遗憾。

    余逊先生是余嘉锡先生的儿子，继承其父优良的学术传统，不仅擅长秦汉史，在文献学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甚至很多人不着调，余逊先生还写过汉简方面的文章和研究汉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劳赶先生是同学，所有当时，劳干先生搞居延汉简的时候，余先生也参加过研究。

    那么居延汉简有啥用？

    劳干先生说，“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余逊先生50岁就卧病在床，74年去世的时候，也才60岁，对于史学家来说，60岁完全就是黄金年龄，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八十岁了还在教岗上。

    也难怪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提及余先生的时候，都满是惋惜。

    其实，还有一点，余先生跟陈垣先生也关系莫逆。

    1928年，史学大家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这也开启了陈垣与其父嘉锡的终身友谊。

    对于王利器先生的《古文选读》，苏亦也是选修了。

    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他对北大外聘这些先生开设的课程还是蛮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一年，邓广铭先生当系主任，才有这样的福利。

    等这一年过去，估计，这位先生都没时间过来北大开课了。

    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再有了。

    历史专业这边，这些先生主要是讲中国史，世界史那边，苏亦倒不没缺课，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的课程，他都在上。

    世界史，就是他的短板。

    不管是周怡天先生讲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部分，还是朱龙华先生讲的希腊罗马部分，他了解的都不多。

    主要是前世，他本科学是美术史，而非历史学，这部分短板，是需要花时间去补足的。

    这个方面，有北大名师做启蒙老师，这个起步够高了。

    不管如何，还是要优先考古专业的课程。

    至于王永先生的敦煌学，在苏亦看来，都属于考古专业的范畴了。

    毕竟，王永兴先生在课堂讲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都属于他未来的研究范畴。

    敦煌学啊。

    佛教考古，不能只关注洞窟，不关注它的文书。

    这又涉及到藏语的部分。

    梵语跟藏语关联性很高，但这个东西，毕竟不是同一个玩意。

    他这段时间，没啥条件学藏语。

    王永兴先生的对敦煌吐蕃文书的研究也只局限于汉文文书，对于藏文文书方面，涉及的不多。

    苏亦也没法跟王先生学藏语。

    在目前的北大，东语系掌握藏语的先生，也没几个，季羡林先生肯定会，但，季老现在不带学生。

    苏亦也不可能为了学藏语特意跑去打扰老先生，再说，他现在也没法用藏语来研究啥，研究中西交流史？现在大环境不允许。

    研究敦煌学，汉文文献都够他翻了，更何况藏文文献。

    在国内，最合适学藏语应该是民院。

    于道泉先生从北大到民院以后，藏语研究大本营也从北大东语系变成民院民语系了。

    啥叫民语系？

    就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51年6月，民院成立，为了适应和平解放雪区工作的需要，同年9月由我国藏学的奠基人、著名藏学家于道泉教授亲自筹办，成立了藏语言文学教研室，藏语言文学教研室后来归属于52年成立的民院民语系。

    现在，想要跟于道泉先生学藏语，也不可能。

    以后有机会了，倒是可以拜访王尧跟陈践践两位老师，这两位也敦煌学专家。

    这个时候，这两位应该还在合力翻译于道泉先生从法国带回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巴科、杜散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作了15年之久的研究，1940年在巴黎出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1980年10月，王尧跟陈践践的译本才出版，苏亦想要看这本书的译版，还要等两年。

    这书要看原版？

    苏亦也看不懂。

    因为这书原版是用古藏语写的。

    托玛斯是个牛人。

    他在1906年～1927年间先后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

    到1963年共出版了四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400余支古藏文木简。

    在古藏文研究领域上，这位爷，已经是权威上的权威了。

    苏亦想要在藏文方面有所成就，他还要好长的一条路要走。

    未来，不涉及到藏地佛教考古的研究，或者说，不专攻这个方面的话，他也放弃研究藏文了。

    毕竟在这个方面，他一点优势都没有，起步又很晚，又没有地缘优势。

    比如前世，川大做雪区考古就很有优势，他们考古文博学员的霍院长就是这个方面的权威。

    其实，苏亦这段时间的重点，还是放在古文字的学习上。

    全都是因为上次去高铭先生家里做客的原因。

    说到北大考古系的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铭先生是功不可没。

    这一点，从他的学术背景就可以知道。

    高铭先生从事古文字教学，是从1960年开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课是由两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讲授：他们分别是张政烺跟唐兰两位先生。

    张正烺先生是从52-53年，而唐兰先生则是从54-57年。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苏亦才知道，唐兰先生的古文字课程大部都是在故宫上的。

    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年，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

    高铭先生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

    当然，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唐先生给了他很多指导，孙贯文先生也给了他很多帮助。

    在高先生的著作中，很容易看出他受到唐兰先生生诸多影响。

    因此，高铭先生一直是怀着极大敬意，称呼唐先生为“我的老师”。

    孙贯文先生，也是高老师最怀念的故人，被他亲切地称他为“良师益友”。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多中，高铭先生的在古文字方面的成果，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带学生田野实习上。

    他也就写了三篇文章。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绩》。

    前两篇还是十年前写的，后一篇，则是在十年间，主要是72年以后，北大考古专业开始复课了。

    他才有机会与俞伟超先生合作。

    从这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看来，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是真的很不错。

    1970－1978年，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这段时间里，考古专业陆续编印过一批考古学教材。1974年，高老师也编印了《古文字学讲义》。这份讲义就是他后来写作《古文字类编》和《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基础。

    高铭先生的著作主要写成于十年结束以后，能发表出来，跟其他先生一样，都是八十年代了。

    比如他的《古文字类编》，就是1980年出版的，跟前面提及的王尧跟陈践践两位翻译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样，都是同样的出版背景。

    现在，苏亦用的也只是74年高铭先生编写《古文字讲义》。

    他也在翻这本书。

    忙得很。

    所以，忙碌一周之后，才在图书馆阅览室，偶然遇见黎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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