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铭先生的著作不少。

    《古文字类编》、《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帛书老子校注》、《高明论著选集》。

    不过这六本书，都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

    六本专著，已经非常高产了。

    大部分欧美教授都是一两本书主义。国内老一辈的学者，有些连一本书都没有。

    高铭先生却写了六本著作，相当难得。

    然而，高先生在职称晋升上却并不顺利，退休时连一个“博导”的头衔都没有。

    成了高铭先生一生中的遗憾。

    至于原因，就让人嘘唏了。

    高铭先生晚年曾表示，唐兰先生创下的事业，经过他的继承就断了，北大没人继承，他很遗憾。

    为啥没有继承？

    就是跟他没成为博导有关系。

    想留在北大任教，没有博士学位，是很难的。

    那么后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有古文字相关课程吗？

    自然是有。

    但教学方法，肯定是不一样了。

    那为啥高铭先生，评不上博导？

    跟当时的北大主管文科教学的朱副校长有关系了。

    这是一段私人恩怨。

    有时候，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领导就可以看你不爽，这一不爽，就可以是几十年。

    高铭先生81年的时候，已经评选为副教授，结果，正教授却到磕磕碰碰，到87年才评上。

    被朱副校长卡了好几次以后，高铭先生也不愿意申请博导评选了。

    那么高铭先生跟朱副校长之间有啥恩怨？

    高铭先生曾在后来纪念张正烺先生的文章里面写道：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邀请几位大陆学者参加，其中有北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我也有幸被邀。会上每人发一本《古文字学论集》，其中都是与会学者撰写的论文。

    当我阅读我校副校长的文章，发现他用了两件伪制的赝品考证先秦时代的一个官职。因是国际会议，我怕有人在会上提出质疑，想提醒他作些准备，以免被动。平素我很尊敬他，关系也不错，因我出于好意，故未加思考，到他的卧室直接对他讲：您用的这两件资料恐怕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他问。

    我刚说“可能是伪造”，未等我把话讲完，他拂袖而去。因他恼火，故未能予以解释。】

    这个就是高铭先生跟朱副校长之间的恩怨。

    事实是否如此，不是当事人，就不知道了。

    裘先生还曾经撰文反驳高铭先生的这个说法。

    裘先生还指出，高先生说的会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在1983年9月召开的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有高先生已经说到的当时会上印发的《古文字学论集》为证。高先生将会议召开的时间说成1982年，差了一年。

    甚至，高铭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面，又把时间说成了1978年。

    这两件事，确实证明一点，那就是高铭先生，确实把时间给弄混了。

    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是78年的话，朱校长不仅可以卡高先生的教授评选资格，就连副教授估计高先生都难于晋升，毕竟，高铭先生是81年评上的副教授。

    当然，朱副校长是丁石孙上任以后，担任的副校长，此时，已经是1984年了。

    那么他跟朱副校长是不是存在赝品铭文考证错误的事件？

    苏亦个人认为，这事是真的。

    那么后来，他评选教授的时候，被朱副校长卡了两次，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得而知了。高铭先生认为是因为这事引发朱副校长对他记恨。

    裘先生则说，朱副校长的人品没有那么差。

    朱副校长之所以卡高先生。

    则是因为朱先生认为高先生治古文字学很勤奋，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所写的书和文章里有时会讲一些稍显外行的话，偶尔还有常识性的错误，如把见于《说文》的字说成《说文》所无之类。

    那么裘先生这番话有道理吗？

    有一定的道理。

    朱副校长有资格说这些话吗？

    也是有的，毕竟朱校长学问也不小。

    早年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

    相比较之下，高先生就算半路出家的。

    因为高先生的学术背景，他不是专门研究古文字出身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这也是事实。

    而且，高铭先生对古文字的研究，很多时候还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一贯主张，研究古文字必须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以得出客观结论。

    这走的就不是正统的古文字学者的套路。

    那么高铭先生的对古文字学的贡献在哪里？

    可以说，北大考古系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先生是功不可没。

    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国内高校只有北大、社科院、吉大、川大、中大几个学校招收古文字研究生。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先生。

    老先生带学生都是口传心授，直接从原材料摸起。长时间里，古文字教学一直都是苦于没有教材。

    古文字教学，从无书到有书，高铭先生贡献极大。

    第一，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所有原材料，著录都很分散，要自己动手一本本摸，工具书很匮乏，高铭先生是用20年的功夫，积累历年的教学实践，才写成这两本书。

    第二，北大中文系和考古系都开古文字课，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课，讲授对象是研究生，没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讲文字学概要，文字学概要是按汉语专业的要求设计的课程，讲的是一般的文字学，而不是古文字学。

    考古系，情况不一样，他的讲授对象是所有学考古的学生，不光学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学，本科生也要学，教材的意义更大。

    最后一点就有趣了。

    高铭先生八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教材都比裘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

    搁玄幻小说，这两位就有气运之争了。

    高先生的教材有着开创之功。

    当然，缺点也是有的。

    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它们毕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统讲授古文字课的合格教材，当时那是头一份。

    在古文字学方面，唐兰先生有开创之功，但真正完成、形成体系的是高铭先生。

    在古陶文方面，高铭先生也做了填补空白的工作，他编写了《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两本书，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专著。

    中国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汇编性的图录和工具书，惟独陶文，相对冷落。长时间里，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

    然而，高铭先生的书对比这两本书，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在文字考释的水平上，都有巨大进步。

    此外，高铭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石鼓文方面，也颇有研究。当时被大家公认为北大做青铜器最好的学者。

    就这样的学者，朱校长还觉得，高铭先生不够好。

    可见老先生的要求有多高？

    这个时候，说一些八卦。

    还是84年港中大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

    当时，北大被邀请的学者有仨，除了朱副校长跟高先生外，还有裘先生。

    当年，按照会议的要求，去之前要把论文都写好寄过去，主办方就会把这些论文合编成论文集，然后会议举办的时候，每一个学者人手一份。

    这些都是后世学术论坛常规操作，在八十年代初，对国内学者来说并不常见。

    去了香港以后，高铭先生看到朱先生的文章提到了两枚战国印，还根据这两枚战国印考证战国的官吏。

    然而，这两枚战国印都是伪造的赝品，高铭先生就朱先生的房间提醒对方，免得有心人做文章。

    结果，高铭先生好心办坏事了。

    他一告诉朱先生这两个印可能有问题。

    朱先生就很不麻烦说，“有什么问题啊？”

    高铭先生说，“这两个印很可能是赝品。”

    朱先生说，“你怎么知道是赝品呀？”

    高铭先生说了三个原因。

    那三个原因，后来高铭先生都在自己的文章提及了。

    因为朱先生选的是山东齐国的印，齐国印就单是四个字，没有分割线，而这个所谓的齐国印中间打着分隔线，一个字一个格，这是楚印的风格，楚国的印喜欢在中间打十字格，把四个字分开。

    正是因为打了十字格，伪造的人不懂，把下面的一个字的靠上部分给搁到上面一个字里了，比如把“高”字的一点一横，搁上面去了，上面的字就多了一部分，底下的字少了一部分，显然是假的。

    这些都是高铭先生的自述？

    这个小故事，可能是编撰的吗？

    应该没有。

    因为裘先生反驳高铭先生的文章也提及：

    高先生所说的伪造的“两个战国印”，其实就是这两件铜量上的仿印文格式的铭文。我本来也怀疑这两件器上的铭文不可靠，在我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上的《战国文字中的“市”》一文中已经提出。朱先生写关于厩的那篇文章时，曾向我讲过文章的大概内容，我当时就向他提出了这两件量器铭文的真伪问题，朱先生虽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但一点没有不高兴。后来朱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我的意见，作了反驳，但完全是讲道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高先生跟朱先生的关系本来不错，又比我年长，我不相信朱先生对好意在会前向他提意见的高先生会“很反感”，并因而阻挠高先生提教授。

    ……

    老一辈人的恩怨，就是这样来的。一开始的学术之争，演变成了私人恩怨。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

    从高铭先生的自述以及裘先生的文章都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高铭先生说的故事是存在的。

    裘先生主要反驳的是，朱校长品德没有问题，不会因为这些私事记恨高铭先生阻挠他评选教授。

    朱校长品德，苏亦这样一个晚辈就不去质疑了。

    他是因为这事就记恨上高铭先生，还是真觉得高铭先生学位水平不够高，才不给对方评上教授。这些，除了本人，其他人都不知道。

    苏亦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确实卡了高铭先生两次。

    第一次升教授的时候，高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讲课，没在学校。考古系聘请了朱校长跟张正烺先生来做评论员。

    这一次，朱校长不同意，张正烺先生还跟朱校长起争执了，但最终结果还是高先生落选，原因很简单，朱校长有决定权。

    此刻的张正烺先生已经不在北大了。

    这一次评不上，过两年以后，高先生再申请提教授，这一次是由胡厚宣跟张正烺两位前辈帮忙写材料，经考古系上报学校。

    当时，北大的评审委员会分两个组，一个是理科组，另外一个是文科组，理科组没啥好说的，跟考古系没关系。

    主要还是文科组，文科组评审为会员是由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哲学系等21个人组成，按照规则，有14票通过就算评选成功，13票就不行，结果，三分之二都通过了，朱校长是这个评审组的组长，当场就把高铭先生给刷下去了。

    嗯，就是这两次评选，朱校长动用自己职权把高铭都给刷下去了。

    是因为记恨，还是因为真觉得高铭先生业务能力不行？

    对于苏亦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这事，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想要在北大里面混，有些老先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不然，在各种评审委员会撞上的时候，下场就很悲惨了。

    就好比他，到时候，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要是有大佬看他不顺眼，学术评审委员会有大佬要卡他的论文，那这事就好玩了。

    就算通过论文答辩，各种职称评选落在对方手上的时候，被按这么几下，十几年就过去了。

    等熬到对方退休。

    自己这边也快要凉了。

    就好像高铭先生，第三次评选职称的时候，才顺利晋升。

    当时，也是21票，高铭先生获得20票只有一个反对票。

    那么这个反对票是谁投的呢？

    说不定就是朱校长。

    87年高铭先生评上教授职称的时候，就有提议他可以申请博导资格，最终高铭先生还是放弃了，因为申请博导资格，首先就要通过朱校长这一关。

    当时，高铭先生被折腾怕了，也不愿意去申请了。

    这也是他的遗憾。

    这其中，宿白先生这个考古系的系主任，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高铭先生对宿白先生也是颇有怨气的。

    这时，后面再说。

    现在重要的还是要跟对面的姑娘打招呼，好不容易在图书馆偶遇对方，不喊一声同学好巧，都浪费这奇妙的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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